繁體中文

主選單

全球基督教


Designed by:
SiteGround web hosting Joomla Templates
首頁 基督教倫理學方法 蘇立言:閱讀報告
蘇立言:閱讀報告 PDF 列印 E-mail
作者是 Publisher   
週二, 13 二月 2018 16:51

閱讀報告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蘇立言

Walter C. Kaiser Jr. New Approches to Old Testament Ethics 指出現代詮釋的發展已經反對舊約聖經擁有統一完整的倫理論述。如Krister Stendahl對聖經倫理的理解從過去的「認知」形式:理解聖經原本的意義;轉化成「符號傳意」形式:聖經的教導和道德要求只是表達一些非認知性的感受和態度,並這些感受態度乃被古代世界的周邊文化土壤所生成的。或J.W. Rogerson認為聖經表達的只是「自然道德」:人類本身是對道德敏感(morally sensitive)的生物,但是這種道德敏感性會隨著時代變化。舊約表達的,只是肯定了聖經時代周邊文化之道德敏感性引發的倫理對錯。

學者們貶低正典價值,把聖經各種文學內容絕對處境化,降低了聖經整合性並其跨世代的意義,帶來倫理整合的困難。Kaiser認為神學和道德的大原則是聖經學者需要努力尋找的,不然我們難以理解為何上帝需要啟示正典的聖經給我們。

Robin Parry“Biblical-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Ethical

Appropriation of Old Testament Stories” 認為聖經倫理存於舊約的故事,而有一聖經元敘事方能定義基督徒群體和基督徒個人之身分。Parry先根據John Barton,指出自然律,誡命並「效法神」三個主題也是貫穿正典的有效詮釋鑰。 Parry也嘗試為上述三個主題做出概念上的排序:他認為自然律乃誡命和效法神的基礎。對Parry來說自然律乃建基於創造秩序,而創造秩序建基於上帝的本性。故此創造秩序並上帝的本性決定了誡命如何出現,而「效法神」也是建基於人類以神的形象(本性)受造。

然後Parry認為要在正典作為敘事的前設下理解這三個主題 : 誡命乃在敘事中生成的,而誡命甚至可以在敘事中被更改或者在特定場景下無效化。而聖經中自然律乃源自敘事經文(如創世紀)。而人去「效法神」乃基於人類觀看到身在敘事中的行動,才能有所效法。

Parry提出我們需要使用一個元敘事來了解聖經裡面各部分的敘事。Parry這是對後現代並現代詮釋學的反擊:我們不應為了保持多元並著重個別書卷的獨特性而忽略正典統合的詮釋。他認為元敘事不一定影響書卷的獨特性,也不一定造成無視不同文本間差異的結果,而且這些差異不一定影響元敘事的效力。

我們看見兩位舊約學者KaiserParry也嘗試為正典建立價值,並尋找方法去貫穿整本聖經的命題或敘事。 筆者認同研究聖經書卷特異性的價值。只是作為教會群體需要整合的理解聖經,才能夠提供論理基礎,成為跨時代的信息讓信徒得以作倫理判斷 。

Leander E. Keck“Rethinking New Testament Ethics” 指出在後現代並解放神學(如女性主義神學)的閱讀下,聖經原作者的觀點變得越來越不重要。Keck認為這是把新約中的人物,並新約作者的寫作與他們面對時代的挑戰過度簡化了:他們也是在面對自身不同的挑戰中,整理出新約聖經去面對當時的挑戰。對新約時代人士(如保羅)來說,新約聖經的存在並它的成書過程一直幫助著他們回應當時的問題。對他們來說,聖經文本(新約的書卷)的出現的確是為應對問題。這和我們不同:學者們靠著歷史重構(而非文本)去協助我們梳理新約聖經帶出的問題。Keck認為我們需要嘗試從新約時代 —— 無論編修者,作者 —— 先去理解他們的觀點,他們書寫聖經的原因,我們才能夠加添自己的觀點,才能夠從這上面建立倫理。

Keck強調道德和倫理的分別:倫理就是道德的邏輯。而對新約來大部分倫理邏輯也是神學性的(有時候不是),故此並非哲學性的。我們需要梳理新約聖經不同篇章的不同倫理邏輯,才能整合出整個新約的倫理邏輯。我們不能新約擁有統一的倫理,但它們有著同一的中心:耶穌的事件,包括耶穌整個生命,和相信耶穌者身上發生的事情。

Keck進而論述新約倫理的方法:他認為我們可以區分行為和行動者(執行行為之人)來思考。行為本身有著自然原因(動因)和目的,而行動者則面對行為背後的懲罰。 Keck認為著倫理語法雖然粗疏,但可以用作框架來論述倫理。它的好處是能跟舊約相同,並把倫理的動力(原因)和結果(目的)指向基督並上帝本身。這指向基督論的倫理是神學性強的,能把倫理放置於人神關係中。我們再次看見「正典」的論述,並一種基督為中心的倫理方法,故此有其可取的地方。

Stephen Charles Mott “The Use of the New Testament for Social Ethics” 強調新約乃可以應用在社會倫理上。Mott 認為唯有重視新約作為舊約的延續,我們才能為耶穌的教導提供社會和文化背景,整全的理解三一神的神性,從而明白從舊約而來,救贖牽涉所有創造——社會的層面。

不少當代聖經學者反對著重法(HauwerasBultmann等),他們認為:耶穌提供的只是個人心靈上的出路,新約並沒有建構整全的社會體系觀念等。但Mott認為這些學者忽略了新舊約之間的關係: 當重視兩約聯繫時,我們能看見救贖的社會層面——如神確實拯救以色列人離壓迫。這些學者也無視了耶穌「掌權」乃牽涉當世的,因為新約經文形容耶穌並非「掌權」本身,而是他會「掌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MottYoder的方法為聖經倫理尋找滲入非信徒世界與體制的方法:他認為神的掌權乃牽涉整個世界。故此若聖經在某些倫理範疇有聲音,它的實現地點應包括整個世界。筆者認為這可包括創造與終末的掌權-既然終末包括既濟未濟的當下,聖經倫理對著教會有著強力的規範性,但對著整個包括非信徒的世界也包含一定的規範。

綜括Mott嘗試為新約倫理提供權威性,也指向聖經倫理的優異之處,和使用新約倫理的使用方法。我們也再次看見重視新舊約聯繫(正典)的價 Mott處理聖經倫理與未信世界的關係時,引用Yoder的論點似乎有點簡化:單單使用「掌權」來囊括非信徒在聖經倫理要求下未免有點「霸道」。如果可以更多使用創造秩序下的人觀來論述,將會有更豐富的效果。

Kyle D. Felder強調行為或倫理的基礎是救贖帶來的新生命。從羅馬書和加拉太書(甚至其他保羅書信)的結構看出,倫理教導要求永遠在救贖稱義的神學之後。故此保羅倫理不可能成為「新的律法」。這種法似乎與Mott的觀點帶來一些衝突:如果倫理的基礎乃新生命,從這種新約體裁看倫理的話,我們最多能要求教會作為信徒群體有公共責任,卻難以對沒有新生命的未信世界有任何倫理要求。

但創造秩序並上帝的掌權會否要求未信者表現有限度的倫理行為?我們能看見一定的秩序(包括倫理性的秩序)在世界上運行。而且上帝也對世界有普遍恩典:這恩典讓未信者有能力遵行一定的倫理要求。但我們怎樣界定這些要求?(如同性戀屬於什麼範疇?)再且,教會可以因著上帝的掌權和創造秩序要求未信者踐行這種源於創造秩序的倫理嗎?

“Paul’s Ethics” 中,Brian RosnerFelder一樣,強調保羅神學乃其倫理的基礎。他也認為保羅重視的不單是個人倫理,更是教會作為一個群體的倫理。如林前五亂倫的例子所見,保羅重視的是整個教會的潔淨。這裏12節不用判斷教外之人的法,更讓人想起Hauerwas的倫理觀。最後,Rosner強調保羅用不同形式使用舊約的律法,觀念與敘事,和其他倫理學者一樣同時重視新舊約的關係。

J.Ian H.  McDonald “The Crucible of Pauline Ethics: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Christian Sthics-in-the-Malking” 中認為新約並保羅的倫理必需重視經文的歷史文化背景,並以語義在希臘社會的變遷中明保羅如何挪用並更改這些概念,他的例子包括「美德」和「群體 」。他的分析讓我們看見這些概念在希臘和猶太社會一直變遷,故此透過分析這些理念的發展,我們能更準確理解保羅並後來教會如何使用這些概念。McDonald反對輕視聖經時代的歷史處境,認為需要理解處境中才能正確的找到新約神學和倫理。這裏我們看到不能單重視正典,元敘事和整合性等問題而忽略個別書卷處境,並語義分析等。但是,鮮有學者能集各家所長來進行正典倫理敘述。

James F. Keenan, SJ. “Vatican II and Theological Ethics” 提到關於自梵二會議後,歐洲天主教倫理思從規條轉向責任,從教轉向教外的思維轉型,並這種轉型怎樣自歐洲遍及美洲和非洲。二戰前的天主教重視教條並教條的遵從,但二戰讓教會發現自己不能作出良好的道德抉擇。故此天主教決定把倫理從重視教轉到教外,重視基督和聖經,並重視教育基督徒需要為處境下的倫理抉擇負責任。

Keenan指出當時天主教開始遠離教條,重視良知的作用。良知乃道德神學的基礎(有良知是出於神對信徒的恩典),而良知必定始於自由如保羅所,我們因著基督而得到的自由,才能行善而解放神學的影響下,「回應苦難中的人成為倫理抉擇之下一步:實際行動的方向。此外重視處境也帶來重視體制性罪惡的問題,並實際行動也開始只想體制罪惡。

筆者認為重視倫理責任是重要的,讓信徒學習面對處境去作負責人的決定。面對現實迫切的處境,良知發揮的作用遠比倫理反省大得多。但對基督教來,良知在被贖信徒身上的作用,和聖經倫理怎樣指導倫理抉擇是需要思考的,以免聖經失去位置。此外處理體制性罪惡必定要伴隨終末觀念,否則介入體制性罪惡必帶來極大的失望。

Hans Ulrich “God’s Commandment and their Political Presence: Notes of a Tradition on the ‘Ground’ of Ethics” 中重視的是現實。他認為現存實況乃透過各式的傳統來傳達。而傳統所指的乃是得以延續的行為(practices)。因為Ulrich的「行為」意義廣泛,包括身體動作並知性行動(詮釋,重述)作,故此「傳統」的意思非常廣泛,也包括神學傳統。認為倫理的責任就是了解和探索現實,而現實乃透過不同傳統所傳達的 。準確的探索了解必然帶來判斷,故此可以在了解現實(傳統表達的現實)後作「判斷」就是倫理的責任。我們看見Ulrich重視的是現代真實處境。失卻對複雜實況的了解,倫理的判斷就只流空談。

Ulrich在“The Future of Ethics within the Reformation Heritage ”討論更正教,特別路德宗的倫理學現況和未來。他認為神學倫理有著獨特的型態邏輯(跟非基督教神學的倫理),而更正教,路德宗和改革宗的神學倫理也語法型態各異,帶來各自不同的結論。不同宗派的方法論和「語法」不同故此難以比較。Ulrich希望從各派的源頭:宗教改革遺尋找神學性的出發點,為未來的倫理神學尋找典範形式。

Ulrich自由是更正教倫理中唯一的共同神學前設更正教假定了倫理抉擇是多元的。因為與神的關係和信心帶來人得到自由,自由讓人可以負責任,思考和作判斷。自由提供神學倫理基礎,幫助人知道需要去判斷。故此倫理從「對錯」的導向轉移到負責任」並思考判斷 倫理的重點變成「負責人的倫理抉擇」而非「對錯」。

倫理神學裡面包括一種基督教文化觀念,這概念中包含對俗世的了解,而基督徒的日常行為(包括基督教行為如敬拜)是可以滲入,影響俗世的。有了「自由中負責任」的前設,基督教會的日常行為就會自然影響著俗世——這是一個神學結論。

Ulrich之後討論路德宗的倫理觀。路德宗的倫理觀集中在教會場景,乃彰顯自基督徒的「生命」:他的禱告,讀經,行道。路德宗的倫理立足於基督徒與神的關係,故其「公共面」著重對世界的宣教。對路德宗來,「自由」只能透過不斷被拯救,不斷透過聆聽與接納神的「道」方能獲得。新生命方擁有自由後, 基督徒能發現他者的需要。然後對他者作回應。這包括群體性的回應, 因為路德的社會倫理觀乎「天國公民」的群體,而這群體有責任看以 「公民」的身分作公共上回應他者。這些就是基督徒群體朝向上帝的「好行為」。我們看見這倫理建基於教會 。敬拜的群體被差遣到世界裡面「行道」。(但Ulrich指出這種路德宗的倫理語言傳統並非被普遍使用)

我們看見如Ulrich,不同宗派使用不同的倫理語法。廣義更正教對自由的理解重視自由帶來作倫理抉擇的能力和責任,強調多元的倫理判斷而非「對錯」。而路德宗強調的 自由乃建基於不斷被拯救的新生命,是強調行道,服侍他者的自由。兩者也有共同點:源自相信而得到的自由,但是前者乃多元倫理判斷,而後者似乎是回應神,服事公共的好行為,似乎後者有較強的「對錯」標準。此外,前者跟Keenan提到的天主教倫理神學類似(重視自由中,由良知帶領的倫理判別),而後者依然更重視教會作為行道的群體。


參考書目

Walter J. Kaiser,Jr., “New Approches to Old Testament Ethics”, Journal of Evangelical Theology Society 35(1992)3, 289-297.


Robin Parry, “Biblical-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Ethical Apprioriation of Old Testament Stories”, Old Testament Story and Christian Ethics. The Rape of Dinah as a Case Study. Milton Keynes: Paternoster, 2004, 48-84.

Leander E. Keck, “Rethinking New Testament Ethic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15(1996)1, 3-16.

Stephan Charles Mott, “The Use of the New Testament for Social Ethics”,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2001), 225-260.

Brian Rosner, “Paul’s Ethics”, James S. Dun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t.Pau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2-223.

Fedler, Kyle.D. ,“The Ethics of Paul: Grace and New Creation”, Exploring Christian Ethics. Biblical Foundations for Moralit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189-205.

J.Ian H. McDonald,”The Crucible of Pauline Ethics: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Christian Sthics-in-the-Malking”,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3(1997)1, 1-21.

James F. Keenan,SJ., “Vatican II and Theological Ethics”, Theological Studies 74(2013), 162-190.

Hans Ulrich, “God’s Commandment and their Political Presence: Notes of a Tradition on the ‘Ground’ of Ethics”, 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 23(2012)1, 42-58.

Hans Ulrich, “The Future of Ethics within the Reformation Heritage”, 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 25(2012)2, 174-180.

 

 
全球基督教與處境神學反省, Powered by Joomla! | Web Hosting by Site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