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Main Menu

Global Christianity




Designed by:
SiteGround web hosting Joomla Templates
Home Special Topics Islam Study 一神學生: 探討阿拉伯之春對現時中東局勢的影響及再思中東宣教策略的方向
一神學生: 探討阿拉伯之春對現時中東局勢的影響及再思中東宣教策略的方向 PDF Print E-mail
Written by Publisher   
Tuesday, 17 December 2013 09:47

探討阿拉伯之春對現時中東局勢的影響及再思中東宣教策略的方向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一神學生

引言

阿拉伯之春這場革命運動始於突尼西亞,當地一名26歲長期失業的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販賣水果時,因沒有牌照而被警察沒收貨物,繼而在20101217日自焚抗議,這事件觸發大型反政府示威抗議。[1] 革命浪潮漫延至週邊的伊斯蘭國家,埃及、利比亞、敍利亞、也門等等,引發各國在政治上、社會上均面對不同程度的轉變,例如突尼西亞的班阿里下台,更被判監禁,新政府透過選舉成立;[2]埃及的穆巴拉克也面對下台的命運,國家就國會進行選舉,但因其複雜的黨派情況至今仍然混亂;[3]利比亞的卡達菲被反對黨所殺,臨時議會成立;敍利亞的政府沒有被推翻,但受到各國的制裁,包括歐洲、穆斯林國家,阿拉伯聯盟亦取消其成員資格。[4]三年多的時間,這場革命仍然持續,人們很難判斷這場運動是否成功,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場革命對整個阿拉伯地區有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對當地的基督徒和宣教工作。本文將嘗試探究這場運動的前因;從而了解到當地現今的局勢與基督徒群體正在面對一個怎樣的環境;藉著以上的探討,幫助我們反思如何繼續在這地區進行宣教工作。

阿拉伯之春的成因

歷史背景

Vaughan將近代中東歷史用三個字來形容﹕侵略、殖民和政治動蘯。這形容相當貼切,鄂圖曼帝國瓦解後,歐洲列強瓜分其領土並進行殖民統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東國家才開始走向獨立。冷戰時期,中東則受到阿拉伯社會主義控制,這狀況直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才有所改變。[5] 因此,當我們探討阿拉伯之春的起因時,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阿拉伯世界,將有助我們去了解現今的情況。

由殖民走向社會主義、獨裁統治

阿拉伯地區大部份國家都經歷過殖民式統治,很多時獨立後,在不同革命領袖帶領下走向社會主義,例如突尼西亞在1956年自法國手中獨立成為歐洲的保護國,這關係到1881年才終止,國家自始由哈比卜·布爾吉巴統治,並由他帶領改革突尼西亞成為社會主義國;[6] 埃及在1922年開始從英國得到有限度的獨立,並一直至1918年才真正脫離保護國的身份,納賽爾上校在位期間就在埃及推行社會經濟政策,只是他的繼任人薩達特在繼任後則走向了自由經濟路線。[7]

即使沒有走上社會主義路線,亦只是邁向獨裁政治,利比亞先後曾被意大利征服及經歷英國、法國聯合管理,最後於1951年在聯合國的協助下獨立。在卡達菲的統治下,利比亞沒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因為他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資本主義或是馬克思主義,強調泛亞拉伯主義、反錫安主義和殖民主義。[8] 敍利亞在1946年獨立後,亦一直在阿薩德家族的獨裁統治中,其黨派名稱為阿拉伯社會復興黨,是親蘇聯的陣營。南也門在1967從英國獨立後成為馬克斯國家。[9] 總括而言,不論是走向哪一種管治模式,這些國家的統治權均被單一領袖或其家族所支配,以下將闡述他們的管治特點並這些特點如何成為這場運動的成因。

一、暴力鎮壓與侵權

暴力鎮壓是這些阿拉伯國家政治制度上的一個特色,這類高度集權和單一的政治制度,常會使用各種暴力手段來維持權力,或以宣稱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或以對付恐佈份子為藉口來濫用權力,將異己監禁、失踪、虐待或殺害。同時為鞏固自己家族在國家的權力,在經濟上、政策上為自己鋪路,將其他族群排除在這些架構以外,[10] 這都是當地獨裁者們常用的手段。伴隨著暴力鎮壓,侵犯人權自由的事情也必然出現,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組織自由等在阿拉伯國大多被剝奪的,大眾廣播媒介都被收歸國有。記者、人權活躍份子、政治家、商會常被騷擾,甚至被不公平審訊和面臨長期監禁。[11]

二、伊斯蘭勢力被削弱

以上都是普遍獨裁國家的政治社會情況,而宗教上,在阿拉伯國家,面對九成人口為穆斯林的情況,這些在殖民地時代曾受過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當權者,竟有意削弱當地伊斯蘭傳統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例如突尼西亞 (穆斯林佔全國人口98%)[12] 在布爾吉巴上位後,取消了伊斯蘭法法庭(Islamic Shari’a courts)和引入西方的司法制度 (1968年引入刑事、民事法;1959商業法),伊斯蘭學校被統一,在中央管理下採用通俗課程和法式的指引;[13] 在敍利亞(穆斯林佔全國人口90%),阿薩德家族對伊斯蘭政黨抱著敵視態度,1982年就因為要對付穆斯林弟兄會的起義,而殺了10,000平民。[14] 當然亦有部份例外,卡達菲聲稱在利比亞推行伊斯蘭社會主義,但實質也只是以此為加強他對國家操控的手段。[15] 對於穆斯林群體來說,他們最想達致的是讓國家根據伊斯蘭法來統治,因為他們相信這是神的法律,面對以上的政權,在整個八十年代,一些穆斯林團體發動了一場又一埸的伊斯蘭運動,目的就是要推翻這些世俗的統治者,於是埃及有出現暗殺總理的情況;敍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就不斷向阿薩得的政府開戰。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讓整個阿拉伯世界成為一個伊斯蘭的國度。[16]

三、經濟內外受壓 貪污嚴重

阿拉伯國家的經濟不論對內對外都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對外方面,自從80年代中,大部份的阿拉伯經濟都承受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銀行等,根據他們的結構調整計劃(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SAP)去改革國家經濟。就著這個計劃,政府大幅削減必需品的資助、政府工作減少、對本地消費品的稅收增加但同時放寬對本地或外國投資者的關稅甚至豁免。這些都造成國家大部分人貧困化,糧食價格暴升,以及失業問題,[17]如在也門,45.2%的人口活在貧窮線以下,成人失業率為35%,即使有出口石油為經濟收入亦被20%的通貨率抵消。[18] 敍利亞有11.9%人口在貧窮線以下,8.1%失業率;利比亞有1/3 人口在貧窮線以下,而失業率達到30達;埃及20%人口在貧窮線以下,通漲率達13.3%12.2%失業率,突尼西亞的失業率達到16%[19] 而當中30%為年輕人。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人口中,25歲以下的青年佔了65%

內外的經濟壓力加上當權者及管理階級的貪污問題,讓情況雪上加霜,就反貪污關注組織就著國際間的貪污指數作出報告,以1-10去評估各國的廉潔程度,10為最廉潔的,而大多數中東國家都在5 或以下,當中阿拉伯之春的起源地突尼西亞為3.8 (排名78/182);其餘的埃及2.9 (112/182)、敍利亞2.6 (129/182) 、利比亞2.0(168/182)、也門為2.1(164/182)[20] 這些貪污問題,多直接與當權者的家族有關,如突尼西亞的貪污問題就與班阿里的第二任太太的家族有關。

面對長久的經濟問題,加上政府的貪腐,民怨無處發洩,讓社會上充滿了不滿情緒;另一方面,統治者的認受性未能得到大部份為伊斯蘭信仰的阿拉伯人認同,讓這些國家本身的政權常被挑戰,這些都是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只需要合適的時機,大型的革命運動自然會發生,而當中社交網絡的興起就幫助製造這個時機。

社交網絡的影響

社交網絡讓使用者可以創造言論、散播及可以作交流討論。[21]在阿拉伯地區,大部份的人口是30歲以下的青年,他們比父母接受較高的教育,更懂得運用資訊科技,通過手機、電腦,可隨意進入網絡世界。在當地的Facebook 使用者中,有70%是年青人。一份杜拜官立學校的研究中,Facebook 的使用者由2009年的11.9m 上升至2010年的21.3 m,在2011年的第一季更上升了30%。從報告中顯示,即使在獨裁統治下的敍利亞、利比亞,Facebook的滲透率也有1.94% 3.74%;而運動的發源地突尼西亞達到 22.49%,埃及亦有7.66%[22]

在革命前和後,社交網絡是用於散播民主、革命、自由的訊息,同時提高了有關資訊在地區中的傳播性,例如在突尼西亞和埃及的民主推動者就在其國家中集合到一定人數的支持者以至於日後能推動自己的革命。有趣的是,相對起要求處理經濟問題或是要復興伊斯蘭的口號,群眾多數呼喊的是自由、民主。相信社交網絡助長了這次革命運動,同時亦扭轉了群眾如何去看待他們國家的政治。

杜拜官立學校的研究顯示,20113月在突尼西亞和埃及,Facebook 的主要用途如下﹕

組織行動和管理參與者 (埃及29.55%;突尼西亞 22.31%)

向世界就這場運動散佈資訊 (埃及24.05%;突尼西亞 33.06%)

引起國內人民對運動的關注 (埃及30.93%;突尼西亞 31.4%)

娛樂或其他 (埃及15.46%;突尼西亞 13.22%)

社交網絡反映了人們對某件事的感受和投入程度,讓他們更容易想去改變,而且更願意行動當他們知道其他人都有同樣的行動。[23]

因此,我們見到社交網絡在這次運動中有兩個重要角色,為年青人提供交流平台,讓他們可以交流意見,迅速動員有同樣意見的民眾展開行動,亦能將行動實時向世界各地的人報道;另外就是思想上的改變,對於伊斯蘭背景的民眾,就著一直以來的問題,民眾應該是以經濟或伊斯蘭教作口號,但示威中呼喊的,卻是民主自由等西方色彩的口號,相信透過互聯網,當地人也吸收到新的思維。

阿拉伯當今局勢 與當地基督徒處境

自從阿拉伯之春開始,阿拉伯地區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Byman 指出了運動對當地的四個重要影響,而當中有三個因素直接影響到當地的基督徒群體的生存,以下將借助他的文章幫助了解兩者的關係﹕

政府勢力被削弱與內戰

Byman指出運動使到當地的政權處於弱勢。當地的政府體制是一種類近族長制的存在,不論法院、警察、政黨都不是權力獨立的機構,而是受著當權者從上而下的壓力影響,當中或者都是裙帶關係。一旦當權者被推翻,這些非正式的關係網就陷入混亂中,國家要在各個層面重建管理系統,需要相當長的時間。[24] 阿拉伯地區山頭主義嚴重,過去政府為了方便管治,在族與族之間實行離間政策,支持少數派系去抵抗多數以達致權力平衡,但當舊政權消失,這些少數派失去保護,很容易就面對襲擊,基督徒就是少數之一,如在利比亞的邊境,鄰近米蘇拉塔(Misrata)的科普特教會(Coptic Church),是一班發源至埃及,在中東最悠久的基督徒群體,於20121230日被炸毁,另一在班加西(Benghazi)的教會在2013228日亦受到穆斯林武裝份子的襲擊。[25] 即使在一些開始推行選舉制度的國家,政治團體也會以挑起反少數族裔情緒為爭取支持的政治工具。[26]201111日的元旦夜,埃及亞歷山大的科普特教會,群眾在彌撒結束後離開教會時遭到自殺式炸彈的襲擊,做成23人死亡;同年的3月,在開羅南部的Shahedin教會在相信是穆斯林與開普特的衝突中被燒毁,13名科普特人被殺。[27]

另一方面,一些在革命中保留下來的政權也要面對認受性的問題,這些未經民選產生的政權缺乏民意支持,為保持管治權威而大量殺害異己。[28]敍利亞和也門沒有發生像利比亞的大型內戰,但流血衝突不斷出現。在也門,自阿拉伯之春開始就有2000人傷亡,而且數字仍在上升;在敍利亞,情況更惡劣,當中政府殺害反對派就有5000人,更來反對派也開始組織軍隊,企圖反擊。若最後發生大型內戰,國家很容易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人民為自保會自行武裝起來,又或為了擴充自己宗派的勢力而挑起不同宗派或種族之間的衝突。[29]在敍利亞,就有聖戰份子恐嚇異教徒要建立一個薩拉菲國家,超過300,000基督徒因此而要逃往其他地區。2013422日,武裝分子在敘利亞阿勒頗省劫走兩名在當地處理人道主義問題的教士:安提阿東正教會阿勒頗主教帕維爾·亞齊吉和敘利亞正教會的主教馬克格里戈里尤漢易卜拉欣。後在蘇聯介入後被釋放;[30] 這種宗派之間的衝突,更由敍利亞向黎巴嫩漫延,當地基督徒的比例已由1932年的一半人口減至34%[31]

從以上分析可見,不管是繼續由舊政權管治,還是有新政權經過選舉產生,基於這些阿拉伯國家地區的派系分散,和彼此關係不和,在政府勢力被削弱時,均容易產生鬥爭,而當中少數派系很容易成為攻擊對象,當中基督徒群體最容易首當其衝。

伊斯蘭勢力的提升

阿拉伯之春帶來的另一個大影響就是伊斯蘭勢力的抬頭,他們由反政府份子,變身為政黨。[32]突尼西亞在班阿里下台後,長期處於被打壓的納哈達伊斯蘭黨(Nahda Islamist Party)在示威者的壓力下被列入國會選舉名單中,政黨在172 席位中取得89位。[33]埃及在政治上比突尼西亞有更多分歧,因伊斯蘭和軍方對當地政治都有重要影響,國會選舉中,從穆斯林弟兄會就產生了一系列的候選人,此外還有另一伊斯蘭政黨薩拉菲(Salafist),此派系帶有伊斯蘭原教旨色彩,異於走向務實主義的穆斯林兄弟會,兩個不同的伊斯蘭黨派在選舉中都取得多數票數,穆斯林弟兄會取得47%議席,而薩拉菲就取得25%議席。[34]利比亞在卡達菲被殺後內戰停止,臨時議會(Libya's National Transition Council)20122月通過選舉法,禁止軍人投票,4月時提議禁止以宗教、種族或部落為背景的政黨參選,這兩個法案都未能有效實行,後者更引起當地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發展政黨的反對,[35] 可見伊斯蘭在各地正在影響著政局的發展。

本身民主制度選舉,是讓政府能代表多數人民而執政,但少數派的利益仍可在憲法下得到保障,但在伊斯蘭價值強烈的阿拉伯世界中,兩者未必能並存,伊斯蘭團體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整個阿拉伯社會能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度,[36] Wakim相信,在阿拉伯之春中衍生的民主制度,將會造成屬少數派的基督徒群體更大的傷害,因為有關憲法的部份都會受到多數伊斯蘭群體所影響。[37] 即使這些國家未正式實行伊斯蘭法,但基督徒的境況已受到威脅。

阿拉伯之春對現今宣教工作的意義

雖然阿拉伯之春使當地局勢對基督徒甚為不利,但不代表對當地的宣教工作要就此停止,因應現在的形勢,阿拉伯地區的宣教工作可以有兩個發展方向。

持續帶職宣教的方向

長久而來,中東大部分國家都不批宣教士簽證,所以傳統宣教士不能入境。帶職宣教進入中東地區的一個重要途徑,劉漢中視阿拉伯之春為宣教的契機,他認為眾多對政府、社會經濟不滿的背後,是人民心底屬靈的缺乏。雖然宣教士的進入被禁止,但這些國家仍歡迎專業技術人士、投資商人及勞工進來,幫助他們發展國民經濟。[38]借助職業身份,可以更容易溶入當地的社區,與當地社群建立關係,是在封閉國家中一個較可行的方案,而且可以預見,當這些經歷了長期混亂的國家需要重新發展時,對人才的渴求將會十分逼切,讓有意進入這些地區服侍的專業人士,可以更容易得到簽證。因此,應呼召更多帶有專職的信徒關注這個地區,在時機許可時,就憑藉其獨特的身份作帶職宣教。

社交網絡的可塑性
現今隨著網絡的發展,基督徒除了親身進入這些地區外,也可以在家透過互聯網與當地人作信仰交流。從上文有關阿拉伯之春的成因可見,社交網絡已成為當地人作意見交流或動員參與社運的重要工具,這有一定程度的滲透率。而且,使用者當中不乏有學識之士,莫紹良提出這批人曉得運用電腦,在互聯網上搜尋伊斯蘭以外不同的政治生態,而且對比起以往伊斯蘭信仰那種敵我分明的思想,他們較容易接受不同的思想,就上文曾指出他們也有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而不是只高呼伊斯蘭是出路可見一斑。所以,他們有機會成為網絡宣教的福音對象。

另外,以社交網絡作為宣教的平台,可不受當地政權的攔阻或面對當地極端伊斯蘭組織的威脅,更開放地傳播福音訊息。此外,亦可以與當地人作信仰交流,因藉互聯網可以有討論區同時與千萬人作交流,也可以作私人對話,莫紹良帶出信仰問題是屬於伊斯蘭群體的敏感話題,伊斯蘭信徒一般都未必願意公開和基督徒討論,而網絡渠道就能填補這方面不足。[39] 當然,社交網絡不應只是功能性地作信仰的交流,也是人與人建立關係的橋樑,因為在FacebookTwitter上面,人們作的多是生活點滴分享,基督徒也有個人意見的表達,是相當個人化的事,當然基督徒可以從不同的話題中表達出基督教就各種普世價值的立場「如人權、社會公義、宗教自由、民主政體、環保……等等」基督徒也可以嘗試如何在網絡上與伊斯蘭信徒做朋友,特別他們現時還身處混亂的政治環境時,表達對他們國家情況的關注,讓他們感受到他們被關懷的,在理性和感性的層面都是可行的。

結語

總括而言,阿拉伯之春的爆發,有著長遠的歷史因素,不論政治、經濟還是宗教原因,都令這個地方常常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在撰寫本文時,埃及因為穆斯林弟兄會的領袖被穆爾西被軍方罷黜,再次進入混亂衝突中,當中不斷傳出有基督徒和教會被襲擊的聲音。阿拉伯之春讓世界重新關注這個地區,亦讓本身對於這個地區不了解的基督徒可以更了解當地基督徒的困境,同時,亦了解到這個穆斯林人口超過九成的地區的福音需要。明顯地,這場革命讓到當地和外來的基督徒都面對著生命危險,但有危也機,就著這些國家在亂定後對發展社會經濟的人才需要,可以預期帶職宣教將會成為更加重要的宣教策略;另一重點發展的就是更有效地使用社交網絡作為宣教的工具。相信不論差會、教會和信徒都可以為到阿拉伯地區的福音需要出一分力。

 

 

 

參考資料

Bishku, Michael B.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Recent Changes in the        Arab World in Historical Context.”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Spring       2013):55-77.

 

Byman, Daniel. “Regim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7:1 (Spring 2012):25-46.

 

Joseph, Sarah. “Social Media, Political Change, and Human Rights.”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Review 35:145 (Winter 2012): 145-188.

 

Osman Salih, Kamal Eldin. “The Roots and Causes of the 2011 Arab Uprisings.” Arab        Studies Quarterly,35:2 (Spring2013):184-206.

 

Rogan, Eugene L. The Arabs : a History. London : Penguim Books, 2010.

Vaughan, Josh. “Arbitr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rab Spring: From Uprisings to           Awards.” 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 28:2 (2013):491-518.

Wakim, Joseph.“Christian Minorities a Casualty of the Arab Spring.”2013. Available          from <http://www.abc.net.au/unleashed/4808560.html>.

莫紹良。〈淺談2011年阿拉伯改革運動對穆斯林宣教帶來的契機:

以埃及為焦點〉。《浸傳網期刊》。下載自 http://www.hkbm.org/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125&Pid            =10&Version=53&Cid=92&Charset=big5_hkscs〉。

 

劉漢中。<中東與帶職宣教><<往普天下去>>169 (20131-3)8-9頁。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 Book.”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accessed 15 August, 2013)

<俄外交部譴責在敘劫走2名教士並協助解救><<俄羅斯新聞網>>2013816日。引自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duiwai/20130423/43751005.html>

 

“Tunisia Suicide Protester Mohammed Bouazizi Dies,“ BBC News Africa (January 5,          2011) available from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12120228>



[1] “Tunisia suicide protester Mohammed Bouazizi dies,“ BBC News Africa (January 5, 2011) available from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12120228>

[2] Michael B.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Recent Changes in the Arab World in Historical Context,”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Spring 2013):63-64

[3]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65.

[4]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69.

[5] Josh Vaughan, “Arbitr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rab Spring: From Uprisings to Awards,” 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 28:2 (2013):491.

[6]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56.

[7]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58.

[8]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59.

[9]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61.

[10] Kamal Eldin Osman Salih, The Roots and Causes of the 2011 Arab Uprisings,” Arab Studies Quarterly,35:2 (Spring2013): 187.

187

[11] Osman Salih, The Roots and Causes of the 2011 Arab Uprisings,” 187-188.

[12]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 Book,”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accessed 15 August, 2013)

[13]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56.

[14]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60.

[15]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59.

[16] Eugene L. Rogan, The Arabs : a History, (London : Penguim Books, 2010), 549.

[17] Osman Salih, The Roots and Causes of the 2011 Arab Uprisings,” 187.

[18]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 62.

[19]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 57.

[20]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 59.

[21] Sarah Joseph, “Social Media, Political Change, and Human Rights,”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Review 35:145 (Winter 2012): 146.

[22] Joseph, “Social Media, Political Change, and Human Rights,” 157. Source from “Civil Movements: The

Impact of Facebook and Twitter,” Arab Social Media Report 1:2 (May 2011) research by 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23] Joseph, “Social Media, Political Change, and Human Rights,”165-166.

[24] Daniel Byman, “Regim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7:1 (Spring 2012):31.

[25] Byman, “Regim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41.

[26] Byman, “Regim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33.

[27] Joseph Wakim,“Christian Minorities a Casualty of the Arab Spring,”2013, from <http://www.abc.net.au/unleashed/4808560.html>

[28] Byman, “Regim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31-32.

[29] Byman, “Regim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33.

[30] <俄外交部譴責在敘劫走2名教士並協助解救><<俄羅斯新聞網>>2013816日,引自<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duiwai/20130423/43751005.html>

[31] Wakim, “Christian Minorities a Casualty of the Arab Spring.”

[32] Byman, “Regim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30.

[33]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65.

[34] Byman, “Regime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30.

[35] Bishku, “Is It an Arab Spring or Business as Usual? ,” 69.

[36] Rogan, The Arabs : a History, 550.

[37] Wakim, “Christian Minorities a Casualty of the Arab Spring.”

[38] 劉漢中﹕<中東與帶職宣教><<往普天下去>>169(20131-3)8-9頁。

[39] 莫紹良,<‘淺談2011年阿拉伯改革運動對穆斯林宣教帶來的契機:以埃及為焦點>,《浸傳網期刊》,下載自 http://www.hkbm.org/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125&Pid =10&Version=53&Cid=92&Charset=big5_hkscs〉。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Contextual Theological Reflection, Powered by Joomla! | Web Hosting by Site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