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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日:站於雞蛋與高牆之間——從記憶與擁抱的神學再思復和在邪惡當前的可能性 PDF Print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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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0 June 2020 10:44

站於雞蛋與高牆之間——從記憶與擁抱的神學再思復和在邪惡當前的可能性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暮日

 

引論:張力處處的世代

今天是一個極艱難的時間。世界面臨眾多威脅——從未停止的難民危機,人口大規模流徙使民族、文化、宗教之間的差異和衝突深入每個角落;突如其來的疫症全球大規模爆發,各地匆忙封關、管制出口,雖見不少團結互助的憐憫之舉,但互相指責、排拒之聲仍不絕於耳;加上越見頻繁的天災人禍下,面對更難以預計的危險,全球博弈開始變局。過去十個月的政治風波,讓一直隱藏在香港本土的矛盾、撕裂、傷害盡皆浮現。政治劇烈角力下,執法者堅持打壓民意,引發民間猛力反撲,也攪動不同陣營之間越加激烈的敵意和衝突。在矛盾的鴻溝越發加深的時代困局中,當人人費盡力氣守住「真相」、追求「公義」,甚至夢想「復和」,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回到主耶穌的十架面前,凝望基督的選擇和追求。

當邪惡正在發生,愛與和平似乎不是人們當下爭取的目標,面對不公義看似只有對抗一途。在撕裂當中的今天,和好的神學是否還有探討的意義?沃弗(Miroslav Volf)的擁抱神學超越救恩的個人救贖層面,深入闡述基督十字架的社群意義,以及其對充滿張力、衝突的世界之回應。本文將析述其關於墮落及救贖的主張,參考一些學者對身份與社群性的研究,討論復和神學所追求的恩典、真理和公義,如何為邪惡狠狠撕裂的關係帶來和好與醫治,盼望對當下的處境提供一點反思。

一、人們的嘗試

從先祖亞當和夏娃吃了園子裏的果子開始,人類就無可避免地活在邪惡的威脅中。隨著歷史的推展,人類並沒有多大的進步、也沒有從長久以來多次發生的惡行中學習到甚麼。一如耶穌所預言,民族、國家彼此相爭,人們互相陷害、恨惡,末世越深,惡事不斷,甚至越趨劇烈。邪惡不但直接損害人命財產,也在人的心靈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撕裂、扭曲人與人的關係。

惡行衝擊著人類對世界的一些基本假設(亦即普世價值),尤其是關於公義、秩序、道德等核心信念。[1] 這些信念不但構成日常生活與社交所依循的社會規範,也會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形塑眾多個體的自我,例如:為何要當一個「好人」、甚麼代表「好人」、怎樣才能當一個「好人」等。罪惡衝擊著個體和整個社會制度的根本,很多時候越嚴重的罪惡帶來越大的恐懼和迷茫感。當對公義的追求被冒犯,會生出怨恨和憤慨的情緒,換言之,在不公義壓迫之下的正義感,會以怨恨和憤慨(甚至内疚)等情緒形式呈現。前者乃是由遭受的冤屈在受害者身上所引發的負面情緒,後者則指旁觀他人遭受冤屈時產生的情緒。[2] 傷害造成,也會引致更多的傷害。當冤仇的故事繼續發展,罪惡將得到延伸無法終結帶給人類的痛苦。

這些疊加的痛苦、怨恨和破裂的關係成為歷代懸空的問題——我們追求能以走下去的力量——無論是我們自己、他人還是作為一個整體。因此,復和成為了近年大熱的議題,在政治、宗教、學術研究等領域大受重視。例如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備受關注,引來不少國家和非政府組織的模仿和學效。學界也對於和平、和解、調解之於社會重建展現很高的興趣,開辦課程、引來研究重視,造就歷史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跨學科對話。在基督教會中,復和概念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注視,與上帝和好、與人和好除了成為了許多神學家討論的題目,也被放進一些宗教組織和復和聚會中,以促成衝突雙方的和好。不過正當復和備受吹捧,其推行卻同時趨於浮淺,變得無法承認人在苦難中切實的苦痛,並予以超越,帶來真實重生的自我和關係。相反,卻鼓勵人留在個人得救和醫治裏,或者流於撲救迫在眉睫的衝突,又或者引導人接受許多版本的真相,反而無法辨明和達到真正的公義。[3]

正正是為了對抗世界中許多「和好」的假象,才更值得捍衛那份根植於基督十字架、同時應許公義與恩典的真正復和遠象,也才更值得探討這終末實現之和好,以及追尋在今天實踐的可能。

二、無解困局

身份、文化與排斥

人受造有其社會性,自我概念(the concept of self)和身份(self-identity)亦往往根植在人際關係和社群文化當中。沃弗認為人類普遍傾向忠於自己所屬的文化,因而文化身份成為個人身份建立中極其重要甚至決定性的部分,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不過,當人容讓自我(self)舒適地習慣所屬的文化,甚至盲目被文化所承載的信念和行為模式所束縛,我們就失去檢視其中的罪惡的能力,甚至容易墮入自以為義的陷阱。[4]

沃弗認為人的自我和所屬文化之間倘若完全相連、毫不分割,自我為了建立和鞏固自己的身份認同,會作出排斥甚至傷害他者的行為。任何關係中「他者」的存在往往對「自我」帶有威脅——因對方也是有自主意志的獨立個體,在關係中可以意味著對自我的認同或反對,成為了潛在的抵抗力(resistance)。[5] 人為了保存自身獨特性(塑造自我身份的重要元素),必須要在自我和他者之間進行區分。盲目、全然的包容反而會導致文化的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無法定義甚麼是「我」、甚麼不是,一味的認同,反而會完全失卻自身獨特性。不過另一方面,這種分界和自我保護也可以演變成了對文化身份「純淨」(pure)的錯誤追求——追求在文化各個層面的一體化,將他者看作「不潔」、「次等」,必須從自身中被排除。[6]

排斥(exclusion)會出現在自我内和人際之間,沃弗描述了四種呈現方式。最極端的是消滅(elimination),用禁止、隔離甚至殺戮的方式將他者從自身系統中予以排除,可見於大屠殺、種族滅絕等人道災難。看似相反的同化(assimilation)卻也是另一種的排斥,通常透過強迫性的政治管制,或者較中性的教育,轉化、去除他者的相異元素,與自己認同,中國古代的夷族漢化、現代的勞改、再教育就是其中一些例子。更常見並深入現代生活的是管轄(domination)和視而不見的遺棄(abandonment)。前者為關係劃下身份、階級上的嚴謹分界,對次等的他者進行理所當然的剝削,從而加添自身的財富、地位等。後者則在劃出分界之後對他者撒手不顧,將其放置於安全距離外,以致不需要為其受苦負責或作出關懷。[7] 沃弗認為任何形式的排斥行為,以及無視自我和他者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都是源自自我中心,乃是罪的根本,導致扭曲的自我與社群關係。[8]

沒有義人

為了對抗不公義,人們會極力保護受害者、審判加害者,而在公義看似不可能實現的當下,只能不斷強化記憶、拒絕遺忘直到惡人被制裁。不過沃弗卻提醒我們,即使罪證再確鑿的加害者,在自己眼中都是清白的、能為一切惡行找到理由。同時,邪惡總是能生出新的邪惡,使受害者也無法全然保持無辜。大部分受害者對於加諸自己身上的暴力顯然沒有該負的責任,但是當傷害在心靈中留下痕跡,為對抗不公義而生出自我保護的願望,卻可能驅使受害者越過道德的模糊界線,報復的念頭竟使罪惡得以延續。在此種意義之上,邪惡有其黏結性(solidarity of sin——其循環造就了一個沒有義人的世界,更將受害者與加害者長久捆綁在與罪的連結中。「並無一人清白」也同樣在描述自以為旁觀的第三者。在旁觀看、選定立場,甚至投身支持的過程中,他們也在這些衝突關係中投放了自己的掙扎、關注和期待。不過,無人清白並不代表他們所負的罪都是同等,反而,這直指以道德對錯將世界二元分割乃是錯誤的做法,不但不能以賞善罰惡的方式杜絕邪惡,更在加深對立的鴻溝中讓邪惡代代延續。沃弗指出基督信仰的核心本來就是上帝愛祂的仇敵,只有在唯一真正清白的受害者——被釘十架的耶穌——身上我們才能找到解答,那就是首要的恩典——先於道德的要求、道歉認罪的要求,率先選擇擁抱的恩典。[9]

基督在十架上流血帶來萬物的復和與更新,固然是無比美麗,不過沃弗自己也承認,十字架其實是一幅大有張力的圖畫:既為犯罪者成就饒恕,同時又為受害者平反。[10] 而且眼前擺著無法無視的邪惡,也讓人難以聽命於「要擁抱」的命令。即使聖經明明的寫到:「要愛你們的仇敵」(太5:44),我們總是會問:為甚麼愛?如何愛?如何可以愛得下去?

筆者認為這張力不無道理。《擁抱神學》中處理了「應然」的問題——以基督的十架、擁抱浪子的父親作為範例,解説當面對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排斥與罪惡的循環,我們應報以擁抱的恩典,在擁抱的視野内追求真正的真理和公義,以止住罪惡、重建關係。不過隨之而浮現的是更多「實然」的問題——傷害的發生即使過去,在個人的記憶、社會的歷史上造成的許多傷痕,是否容許人今天輕易放下「要記住」的道德責任與本能,轉而擔負「擁抱」的使命、期待可望不可即的和好?

被「我」的冤屈記憶囚禁

從衝突、傷害到復和的漫長過程,牽涉個體的復原、關係的重建,不僅關乎道德倫理的應否問題,更是實際上不住複雜地進行的人類行為和選擇。因此,沃弗在《記憶的力量》中進一步探究人類的記憶——特別在遭受不公義對待後,記憶如何在人的自我和人際關係中(特別是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關係)留下烙印,並人如何為重建自己、他人和社會而抓住記憶,渴望帶來醫治、公義,重建更緊密的社群以保護受害者不再受害。他從記憶的兩個向度——認知的記憶(a form of knowing),及行動的記憶(a form of doing),[11] 討論人類記憶的限制,以論證面對不公義事件時追求真實記憶的重要性。

l 真實記憶之「不能」

人類真實記憶的第一個限制,就是「不能」——記憶作為認知的形式是有限的,無法完全記錄真實所發生的一切。其中主要有兩種:一、時間上來説,記憶關乎過去的事,隨著時間推移,記憶會流失、由想像填補。例如創傷經歷之後的偽記憶症候群(false memory syndrome)。[12] 雖然沃弗在書中沒有詳細描述這些限制,但在其他關於記憶的研究和論述卻也能得到證實。在哲學傳統中,記憶與想像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許多命題中都有共通、重疊的地方,例如:不存在的存在(the presence of absence)、經驗的身體與有形的身體等,難以完全分割。[13] 心理學研究也指出,未經整合進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的事物都停留在短期記憶中(short-term memory,又稱working memory)。經歷過後,大腦會分泌一種蛋白質,弱化記憶,導致這些短暫儲存的片段和事物從腦裏消逝。[14] 雖然情感會加強記憶的形成,但卻不能確保其準確建立,甚至會在潛意識中引導想像填補記憶的缺失,往美化、合理化自己的方向不知覺地篡改記憶。[15]

二、空間(觀點)上來説,記憶受限於個人和所屬文化群組的觀點,即使在觀點論(perspectival)而言這樣的記憶有其真實性,但卻無法延伸至覆蓋全部真相。沃弗認為真實記憶是存在的,在全知的神那裏真實記憶無論在何時、何處都是真實的,不過是有限的人所無法觸及。相對於無限的神,有限的人類的記憶,是立在那不斷向前推移的「此時」所身處的觀點,所形成的框架去理解而成。人永遠無法同時站在所有觀點,也無法同時從不同時空理解所發生的事,以及一切觀點所看見的前因後果。從事件發生時的觀察和覺察、尋求對事件的理解,到塑造與重述記憶,都是不完整的,與完全的真相有所差距。他指出從觀點論而來的觀念只是「虛構的真實」,因每個版本不同並可能互相衝突,卻都存在著同等程度的「真實」,此真實既可被互相挑戰甚至推翻,就不是真正的真實了。[16]

l 真實記憶之「不願」

在人類「不能」的限制之外,我們的「不願」也在阻礙真實記憶被守住。人類的自我會和行動的記憶合作,以達致保護自我的目的,尤其當意識到記憶能發揮的功用時。沃弗指,記憶能透過被敘述、被傳承達到一些效果,其中常被運用的,就是透過敘述過去,來正面或負面地塑造敘事中的人物的形象。[17] 心理學用行動者觀察者效應(actor-observer effect)來解釋這個現象:詮釋他人的行為時,人們傾向用内在因素(internal attributions),例如性格、態度、能力等個人特質。相反,理解自己的行為時卻傾向運用環境因素(external attributions),例如突發情況、他人影響等外在狀況。[18]

沃弗指出,無論加害者、受害者,甚至旁觀的第三者,都有可能參與在不正確運用記憶的活動中。對加害者而言,他們會篡改記憶以合理化自己的惡行。就像歷史中的獨裁者,不惜掌控輿論、修改歷史以掩蓋罪行、為政權護航。[19] 不過如上所述,邪惡模造了一個沒有義人的世界,即使是受害者也無法逃離邪惡對心靈和記憶的侵蝕。特別在受冤屈的記憶上,受害者承受的傷害與屈辱在心靈中種下怨恨,極欲得到平反、加害者得到懲罰的渴望若生出恨意,可能會扭曲對過去的記憶,把加害者變得比真實更邪惡、更可怕。如果受冤屈的記憶之上,再加上加害者對過去事件的篡改和粉飾,受害者在爭取公義的輿論戰爭之中,可能也會不知不覺用了更極端、更十惡不赦的方式去重構並敘述冤屈記憶。[20]

在經歷或目睹不公義事件之後,人們像是擔起了一種道德責任——在過去的事上為受害者平反,使加害者受到處罰;讓社會和個人復原,確保在當下和未來沒有人再度受害———這是「幫助世界擺脫暴力」的責任和期許。[21] 沃弗指出人帶著這樣的期盼和責任,尋求救贖的四個途徑:一、受冤屈的人們會從記憶中尋找醫治,以心理輔導等途徑,讓被壓抑的創傷記憶被再度喚醒,嘗試將片段的記憶重合到人生整體當中、賦予意義。二、將受冤屈的真相公開,爭取社會的承認,承認受害者所遭遇的並不是他們當受的,恢復受害者作為人的尊嚴,是在不公義發生以後能守住的第二重正義。三、冤屈記憶能連結受害者與非受害者,激發人的同理與憐憫,更有動力對抗不公。四、暴露惡行以阻止其繼續發生,保護受害者不再受傷害。不過沃弗亦同時指出,這些途徑在道德上都並非必然正確——受苦的記憶只是醫治的前提,若沒能經過重新詮釋反而能使人繼續痛苦;在承認受害者經歷的過程,受害者在痛和怨恨影響下記憶也可能被扭曲,形成對正義另一種違背;冤屈記憶除了能激起憐憫,也可能會催生冷漠,為著逃避受苦也避開對抗不公義的抗爭;對於好一些加害者,惡行反映著他們真心相信的扭曲價值和理想,被公諸於世反而是一種榮耀。冤屈記憶的運用在道德定位上非常不明確,能夠讓人通往公義和更大的愛,但也可以摧毀追求真正公義和愛的心願,並把邪惡不住延續。[22]

罪不僅侵奪人的身份與自我建構,也侵害我們賴以建構自我和社群身份的記憶,讓我們無法再以神的眼光去看待他者,特別是曾經嚴重傷害我們的那些人,更遑論要愛他們。沃弗繼續論證的是,在人類的罪惡和有限性的影響下,如果我們仍要跟隨那位為愛仇敵甚至不惜付上性命的主,我們的記憶要經歷如何的轉化,才能帶領我們通往個人和群體的救贖?

三、通往救贖—— 從「當擁抱」到學習「正確地記憶」

沃弗多次強調神的愛本來就是為不義之人預備,因此擁抱的恩典所追求的真理和公義也是為所有人爭取的。只著重「包容」或者「正義」的和好本身就背離公義:前者只為恢復和維持表面和平的關係,強調寬恕卻倉促略過加害者的惡行,只是罪行的延續和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後者則只為了追討加害者、把其定罪,強調審判而深化對加害者邪惡形象的勾畫,亦將難以逃離冤冤相報的困局。兩者都有機會落在不實記憶和敘述的誘惑中,對任何一方的不公都將損害本來所追求的公義。[23]

然而,實然的問題如何處理呢?就算我們願意擁抱,我們如何能以擁抱?沃弗引用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示範性記憶(exemplary use),提出人若超越對自身的關切,可以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智慧和教訓,應用到今天和未來的處境中。不過人類記憶運用的歷史千瘡百孔,沃弗則主張用聖經傳統中兩件常被紀念的事件——出埃及和基督受難作為記憶的框架,從冤屈記憶中為人帶來救贖。[24]

神聖記憶作為框架——上帝教導我們記憶

記憶對以色列民族和基督徒都很重要,前者見於整本舊約聖經中上帝多次的吩咐:當記念祂拯救的作為,後者則反映於基督徒對耶穌的認信中:記念基督的恩惠與救贖。[25] 以色列民用逾越節記念神領他們出埃及的事件,基督徒則以守聖餐記念基督受難的十架,兩件事都牽涉冤屈(埃及的奴役和基督的受苦)和拯救(出埃及和救恩的成就),兩段記憶都在不斷模塑神子民的身份和群體——神教導子民,通過記念這些事,該如何效法祂實踐憐憫和公義。

出埃及的記憶教導以色列民:一、受壓迫的人得拯救——以色列民在埃及受盡寄居、奴役之苦,上帝沒有忘記他們並將他們拯救脫離壓迫。上帝因此吩咐以色列民,當記得在埃及作奴僕的時候,神將他們拯救,所以要像神賜福一樣恩待同胞中作奴隸的(申15:12-15),以及寄居者、孤兒和寡婦(申24:17-18)。二、壓迫者必受懲罰——上帝在壓迫以色列的埃及、亞瑪力身上,嚴厲施行懲罰。上帝同樣吩咐以色列民,要記得出埃及的路上如何遭受亞瑪力人的攻擊,在得享平安之時將亞瑪力除掉,不再被人記起。這報復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似乎與第一個教導互相衝突,不過也可以被看作拯救和保護受壓迫者的途徑和結果。沃弗指出報復式正義並不完全符合神對所有民族一視同仁的愛和公義,因此還需要基督受難的框架去修正和補足我們的學習。[26]

從一個民族到萬民的救贖,基督受難的記憶同時肯定和修正出埃及的記憶:一、給予受苦者安慰和得救盼望——作為唯一的無罪者,基督在十架上無辜受害,對每一個受苦罪所害的人類能以在苦難中感受到基督同在的安慰。也是通過基督受難的十架,我們得以看見並結連到得解放、得拯救的未來。二、壓迫者得被代罪,和解代替冤仇——基督受難的主要工作卻不僅是安慰,更是代替、贖罪,而救贖的對象正是加害者。耶穌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祂在十架上既與獲赦免的罪人同為一體,也與主動赦免代死的神同為一體。沃弗指出基督選擇承擔冤屈的十架,一方面毫不諱言地指出罪惡的事實,與受害者同在,卻同一時間為加害者擔起罪責——這是公義與憐憫同時彰顯在基督對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擁抱之上。這個擁抱是一股極大的愛的力量,所應許成就的是雙方的和好——扭曲關係得醫治和轉化,並將雙方帶入終末愛的群體中。[27]

神聖記憶帶來轉化——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沃弗認為神聖記憶的框架並非單純的學習和效法,而是透過不斷進行的記念行動,更深層地形塑著子民的身份、群體——其存在之核心,以及將子民對過去的記憶、當下和未來連結到神的裏面。

神聖記憶所記念的不單是冤屈和痛苦,更重要的是神的拯救和恩典。透過逾越節、聖餐能回到歷史中的時刻,並再獲提醒自己也是被拯救的一員——出埃及不僅是那一代的故事,也是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的故事;十字架不僅是耶穌的故事,也是眾多基督跟隨者的故事。神聖記憶所形塑的身份,正是被恩待、獲買贖的子民——既屬於神,就從冤屈和罪疚的過去中得保護和醫治,脫離被罪行記憶和自我中心的主導,能以追隨上帝恩待他者甚至仇敵的典範。這被救贖的記憶在群體的記念中獲得能以延綿不斷的力量,塑造一個選擇擁抱的信仰群體。

神聖記憶所贖回的不僅是對過去冤屈的記憶,更是一個富有盼望的未來,以及更有力的當下。記念救贖歷史提醒我們,神所應許的未來的救贖同樣真實,而且不受限於某一過去被拯救的群體,而是與自己有關。基督受難所應許釋放、盼望與和好,影響著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以及今天的選擇。這份理解和選擇又是連結於神以及我們和神的關係中,透過憶起神拯救的作為,我們能以認識祂、能以愛祂,從信實的神身上得著對應許成就的確信。[28]

結語:持續的張力——沃弗未有談及的事

沃弗最後主張,在終末的實現之後——那真正公義的審判、惡行充分被揭露與定罪、加害者露出本相帶來深刻的悔意和痛苦、受害者的冤屈被公開承認、尊嚴得以充分復還——在這一切之後,冤屈的記憶將隨著苦罪和已經過去的世界消逝,在至美善的神所充滿的愛的新世界中,冤屈的記憶將再無存在的意義。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必須記住——雖然不能、也是不願,但我們必須追求真實、公正地記住冤屈,同時也記住基督受難所應許的救贖與和好,以致在滿是敵意的今天,我們能以指證惡行同時選擇擁抱。

不過,沃弗的擁抱神學要應用與當下的處境仍有相當的限制,望以下的反思能為將來的處境神學探問提供方向。沃弗的著作專注探討受害者角度,在承受冤屈之後為何、如何仍報以擁抱,卻忽略了討論加害者對已經伸出要擁抱的手可能有的回應。若是接受,該能通往沃弗所講的和好;但,若是拒絕呢?加害者在世關係中對饒恕的拒絕如何影響和好的進程?更進一步的是,加害者在永恆關係中對擁抱恩典的拒絕,如何影響終末的和好?這是兩本著作中都沒能覆蓋的議題。

另外,滋養冤屈記憶的一大力量是怨恨和憤慨的情緒,特別見於不公義仍舊激烈發生中的衝突社會。沃弗雖有提及這些情緒在追求公義時不明確的道德定位,卻未有深入討論在被救贖的記憶中這些情緒能如何調整、表達,以致能成為推動人走向公義與和好的動力,而不會淪為製造更多冤仇的工具。[29] 另一個相關的議題是,在惡行仍在發生中的社會,冤屈記憶不只停留在過往,而是不斷繼續形成和疊加。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權力的不平衡,亦令平息暴力、公正記憶變得更困難。要停止進行中的惡行,對公正記憶與和好願景的追求應放在怎樣的位置?這些沃弗認為能真正彰顯公義與憐憫的行動能如何幫助罪行停止?[30]

回答文章開首的問題,筆者仍舊認為,復和神學正在對現今的世界更深刻地説話,而沃弗深入冤屈記憶的探討,更在人面對艱難的饒恕課題時,對人的本相作出了饒富意義的勾畫。即使艱難,但在暴力肆虐、善惡看似兩極化的今天,如何使「要記住」的命令脫離冤仇和報復的罪性,又如何使「當擁抱」的命令與真正的公義和憐憫連結,是這個世代的教會持續不懈的追求與實踐,直到記憶得到完全轉化、和好完全實現的那天。

 

8479字,標題、註釋不計算在内)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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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y, James W. “The embrace of justice: the Greensboro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Miroslav Volf, and the ethics of reconcili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33:2 (2013): 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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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oeur, Paul.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Volf, Miroslav. Against the tide: love in a time of petty dreams and persisting enmities.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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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東高莉、賴斯著。黃偉文等譯。《復和萬有——正義、和平與醫治的基督徒願景》。香港:天道書樓,2011

沃弗著。李文英譯。《白白捨去:在恩典被剝奪的世界中繼續給予,繼續饒恕》。台灣:友友文化,2009

沃弗著。吳震環譯。《記憶的力量:在錯誤世界邁向盼望》。台灣:校園書房,2012

沃弗著。王湘琪譯。《擁抱神學:有關身份認同、異己性與和解的神學探討》。台灣:校園書房,2007



[1] 沃弗著,吳震環譯:《記憶的力量:在錯誤的世界,邁向盼望》(台灣:校園,2012),頁123

[2] Mihaela Mihai, “Theorizing resentment and indignation,” in Negative emotion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S.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45-78.

[3] 加東高莉、賴斯著,黃偉文等譯:《復和萬有——正義、和平與醫治的基督徒願景》(香港:天道書樓,2011),頁29-49

[4] 沃弗著,王湘琪譯:《擁抱神學》(台灣:校園,2007),頁82-86

[5] Ray S. Anderson, Self-care: a theology of personal empowerment and spiritual healing (Wheaton: Victor Books, 1995), 27.

[6] 沃弗:《擁抱神學》,頁138-140

[7] 同上,頁139-141

[8] James W. McCarty, “The embrace of justice: the Greensboro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Miroslav Volf, and the ethics of reconcili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33:2 (2013): 117-118.

[9] 沃弗:《擁抱神學》,頁146-156

[10] Corneliu Constantineanu, “Exclusion and embrace: reconciliation in the works of Miroslav Volf,” Evangelical Journal of Theology 7:1 (2013): 37.

[11] 沃弗:《記憶的力量》,頁101

[12] 同上,頁76-81

[13] Paul Ricoeur,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5-55.

[14] James W Kalat,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US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1), 242.

[15] Ibid., 248.

[16] 沃弗:《記憶的力量》,頁82-83

[17] 同上,頁86

[18] Kalat,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466-470.

[19] 沃弗:《記憶的力量》,頁46

[20] 同上,頁92-94

[21] 同上,頁48

[22] 同上,頁56-65

[23] 同上,頁86-89

[24] 同上,頁124-131

[25] 同上,頁134-135

[26] 同上,頁145-152

[27] 同上,頁153-163

[28] 同上,頁134-141

[29] 可參考Mihai, “Theorizing resentment and indignation,” 47-78.

[30] 可參考McCarty, “The embrace of justice,” 122.

Last Updated on Wednesday, 10 June 2020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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