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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8 October 2014 17:03

從「佔中」反思基督徒的政治倫理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黃志昂

1. 引言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簡稱「佔中」)在基督教圈子成為不可迴避的議題。本文藉「佔中」引發起的討論反思基督徒的政治倫理。目標是梳理「佔中」的背景、理念、支持和反對的理據,另外,以尤達的和平主義為基礎,反思基督徒如何看政制改革和政治參與。

本文先從報章、期刊和「佔中」網頁中的文章,探討「佔中」的背景、理念、支持和反對的理據。雙方理據是否合理、符合聖經和神學?爭議點在那裡?「佔中」是否爭取真普選的唯一辦法呢?接著,主要以約翰‧尤達(John Howard Yoder1927-1997)的著作《耶穌政治》了解他的非暴力、不抵抗的和平主義思想,反思基督徒如何看政制改革和政治參與。耶穌是否可以成為信徒倫理的模範呢?還是祂的標準超過人的能力?上帝如何參與香港的民主發展路?信徒如何實踐社會責任?

2. 「佔中」的背景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然後普選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的有關決定進一步規定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選舉委員會是由四個界別組成,各界別委員人數相等。[1] 此規定被視為經過篩選的普選,不是爭取民主的人士所期望的「真普選」,就是一人一票、沒有經過篩選的普選行政長官。

為了爭取真普選,2013116日,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報》發表了一篇〈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引起香港社會熱烈討論。[2] 戴耀廷在80年代讀大學時已參與學生爭取民主運動,在基本法的草擬中擔當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學生代表。後來,他在大學作教研的工作,專研憲政,對民主、人權、法治制度的發展有深入的了解。基於他的法律專業知識和爭取民主的經驗,文中他對當時政制改革的形勢作出評估,認為「北京會讓香港有真普選的機會實在不大」,而一般的社會行動(遊行、變相公投、佔領政府總部、絕食)對政改作用有限。於是,他提出佔領中環作為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的談判籌碼,行動是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3]

戴耀廷稱他寫這篇文章時,沒預先計劃要組織甚麼政治運動。他只是如常的為專欄寫稿,沒料到卻在香港社會內產生了那麼大的政治影響力。經過多次的報章專訪與對談後,使他對原來的意念變得更豐富。327日,戴耀廷聯同陳健民教授和朱耀明牧師發表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亦正式開啟了這場運動。[4] 信念書指只有公義的政治制度才能建構真正和諧的社會。「佔中」的目標是要爭取201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它的成敗取決於公民的覺醒。這運動有三個基本信念:(1) 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符合國際社會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的要求;(2) 透過民主程序議決香港選舉制度的具體方案;(3) 以非法、非暴力公民抗命行動爭取真普選。[5]

3. 「佔中」的爭議

由一篇文章發展到一個運動,從當中產生的政治力量,可以想像香港人對現況的不滿,與及對真普選的渴求是強烈的。雖然說「佔中」是追求一個民主普選、公平公義的普世價值,但違法的手段是富爭議性的。而三位發起人當中,其中兩位是基督徒。加上「佔中」強調愛與和平,都是基督教提倡的價值和素質。這引起基督教圈子對社會倫理的激烈討論。

支持的原因,第一是基督徒的見證。「佔中」是實踐聖經的教導「行公義,好憐憫」,爭取一個較公義的制度去解決現時的不公義。基督徒出於愛願意付出代價,以公民抗命的方法去幫助受壓迫的人,是為主作見證,是另類的傳福音方法。[6] 第二,聖經對掌權的要求。羅十三1-7及彼前二13-17要求信徒順服掌權的,是一般道德指引,而不是一個必須嚴格執行的絕對命令。舊約中,上帝要求政府以公義運作,所以對於非常嚴重的不公義,信徒需要考慮訴諸公民抗命,採用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揭示制度的嚴重不公義。[7] 第三,神學上,良心比人間法律更高。不論是否基督徒,若他們按個別或集體的良心行事,面對社會上既成的法律作出挑戰或抵抗,他們是遵守一個高於掌權者制定的法律。基督徒更是基於良心,與上帝的啟示進行對辯,更能體會基督在世的心腸。[8] 以上帝的命令作為「更高的命令」,在沒有任何可以溝通的渠道下,和平、非暴力的抗命是令社會承受較輕代價的選擇。[9] 第四,香港需要一個由香港人一人一票選立的行政長官,解決施政的失效。今天的香港政府腐敗和失去公信力,和管治能力。真正的普選行政長官才能把政府與市民連繫起來,解決議會和施政上的內耗。[10]

反對的原因,第一是信徒應守法、維持社會秩序。除非不得已,才容許違法和抗命的行為。底線是當人的「信仰權利」(而非政治體制選擇之權利)和「生存權利」受到威脅時,公民抗命才是聖經所容許的偶發性事例。[11] 第二,是對佔中的質疑。「佔中」倡議非暴力,但難道這不是某種形式的暴力或脅迫嗎?愛與和平在耶穌的教導應是具體的生活,「佔中」的生活基礎在那裡呢?佔領中環是最有效的力量嗎?[12] 第三,「佔中」雖以和平、非暴力、不抵抗原則行動,但難以確保有激進或陰謀派不按原則,引來難以想像的後果,甚或解放軍介入。[13] 第四,基督徒德性倫理的角度。香港是從屬於中央的特別行政區,中央對香港行使的主權是不容忽視的。「佔中」所爭取的真普選對中央來說等同「奪權」。公民抗命並非以道德力量呼喚當權者的覺醒,而是政治力量的較勁。說穿了是屈人就範的脅迫策略,這與基督徒應有的德性是否相乎呢?[14]

4. 「佔中」的評估

綜觀支持和反對的意見,著眼點在於「基督徒應否佔領中環和公民抗命」這問題上。雙方各有自己關切的地方。依這思路,信徒需要在「守法」與「爭取公義」這兩難之間作判斷。兩者皆是聖經的教導,所以亦會討論到那個才是信徒的更高命令。退一步看,不難發現這「佔與不佔」的問題是屬於「行為倫理」,在思辨和抉擇的過程便會循著「目的論」(teleological approach)和「義務論」(deontological approach)兩種取向來討論。以不法的手段達成目的,後果確使人憂慮;反對者卻沒有提出有效、可行的方案回應普選和公義的關切。可以估計,往後的討論也實在難以得出共識。

回看「佔中」的目的,是要爭取201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發起人相信只有公義的政治制度才能建構真正和諧的社會。香港的現況,行政長官並非由市民普選產生,缺乏民意基礎,施政困難。更甚的是市民對政府與中央的不信任。綜合以上,可以看到這運動的幾個特點:以佔領中環去爭取普選是以可實踐性為重點;堅定擁護民主制度;重視公義;強調人性本質的敗壞;講求結果論(consequentialist)。這些特點都與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提倡的「基督教現實主義」(Christian realism)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佔中」主張和平非暴力。這進路是非常實幹,目標清晰,了解人的全然敗壞(total depravity)是需要相對完善的制衡制度。可是,問題是太講求務實的政治倫理,可能會跟隨一般政治潮流,而失去基督教信仰本身該有的獨特性。[15] 其次,是忽略了上帝的參與。上帝如何參與香港的民主發展路?行動是按上帝的時間表,還是自己的時間表?

筆者認為一個神學倫理學的進路更能表現到基督信仰的獨特性,也讓信徒能夠實踐。尤達主張的和平主義,能夠切合基督徒在香港少數派的現況,亦與「佔中」倡議的和平、非暴力、不抵抗吻合。以下將以尤達和平主義的倫理思想,從新檢視基督徒如何看政改和政治參與。

5. 尤達的政治倫理思想

尤達可能是上世紀二次大戰後,歐美其中一位最具爭議和影響力的神學家。由於尤達的神學是與美國主流的基督教倫理家尼布爾兄弟持對立的立場,所以他被邊緣化,但他能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是他堅持基督教倫理應以耶穌基督生命故事為中心。[16]

尤達的著作《耶穌政治》一書,有一個前設,認為「對耶穌的事工和祂的主張最佳的理解,不是教導人去逃避政治性的抉擇,反而是教人採取一個獨特的社會─政治─倫理的取態。」[17] 他認為耶穌面對當時社會和政治環境的問題,祂的回應便與社會、政治倫理有關。他主張「根據聖經的見證,耶穌正是激進政治行動的模範」。[18] 尤達基於他的前設,以路加福音重讀耶穌的生平和教導,找出耶穌的社會、政治倫理。選擇路加福音是因為路加的編輯立場常被視為有意否認基督教運動對地中海社會或羅馬的統治存在威脅。[19] 有關方法論方面,有一點不可忽略的是尤達對「和平主義」的確信。他的立場與一般解放神學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他不主張暴力,而主張以不抵抗的方法來達成基督徒關心政治、參與社會的目標。

在探討路加福音中耶穌的生平和教導時,尤達指出耶穌自出生直到受難,每刻都與政治有關。尤達詳細解釋經文如何顯出耶穌的政治領袖身分。第一,耶穌誕生以前,馬利亞的尊主頌中,正宣告一位激進的社會改革者的誕生(路一51-53,特別是52節:「他叫有權柄的失位」)。[20] 第二,耶穌在傳道以前所受到的三個試探。第一個試探(石頭變成麵包)的用意是說:「餵飽群眾,你必可成為王」;第二個試探(向撒但下拜,以得到天下萬國的權柄和榮耀)是公認為最具社會和政治性質的試探;第三個試探(從聖殿的最高處往下跳)可說是「表示一種為宗教和政治自由而奮鬥的信號,其目的是讓耶穌成為最後的『勝利者』。」[21] 第三,耶穌在傳道之初,在會堂所讀的經文(路四18-19)更加顯露出祂政治領袖的身分。[22] 還有,餵飽五千人、做門徒的代價、受難和升天等等的經文,都證明耶穌是所有人類、社會和政治關係中一切新的可能性之肩負者。

5.1. 耶穌的模範

尤達用了很多篇幅,論述耶穌的生平經常面對來自社會和政治方面的道德挑戰。而祂所傳的福音絕不是一種跟社會脫離的個人靈魂得救的事。而是要求祂的跟隨者「背起十字架」來跟隨祂——意思是說,作為耶穌的門徒,就要隨時面臨來自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迫害。耶穌的門徒中,有許多人實際上就是主張以暴力推翻羅馬人統治的「奮銳黨」。這更證明了耶穌傳道生涯中,經常受到一種「打著正義的旗號,來行使暴力的反抗」的誘惑。[23] 所以,尤達證明耶穌在當時社會是要回應政治倫理,並非傳統所說「耶穌不是政治領袖、沒有參與政治」。耶穌參與的方式就是尤達主張的和平、非暴力、不抵抗的政治倫理模範。

基本上,和平、非暴力、不抵抗是「佔中」發起人都認同。他們要求的是政制改革,而不是革命、推翻現有政府。相信絕大部分的信徒不會反對「和平、非暴力、不抵抗」的原則。而實際上,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中,信徒也不致於受到來自社會和政治的迫害。面對政改的爭執,重要的是承認耶穌基督是主,祂才是衝突轉化的核心。耶穌在世的模範,今天仍然適用。

5.2. 上帝是至高的掌權者

為何耶穌最終都沒有使用暴力去達成祂的福音使命或反抗被捕呢?耶穌的和平主義是建基於祂對上帝的信靠。尤達指出猶太人的歷史從出埃及(出十四13-14)、入迦南(書六1-21)、士師時代(士七1-23)、王國時代(代下十四11、二十17、三十二7-8),直到被擄後(拉八1-23),都是讓猶太人明白到他們爭戰的勝利全不在於他們軍隊的力量和數目,因為上帝會為他們爭戰。[24] 耶穌貫徹這個帶有神學解釋的歷史觀,祂沒有為達成目的而與當權者暴力對抗或推翻現有政權,只是以和平的方式讓上帝的旨意自由運行,甘願走上十架路。所以,「受苦的僕人」是明白耶穌政治的關鍵。[25]

在尤達思想中,上帝才是萬有的創造者、至高的掌權者。世上的掌權者是上帝所造,目的是規範所有看得到的萬物。可是,人類犯罪墮落,掌權者亦不例外。掌權者雖然墮落,可能會做違背上帝的事,但仍然發揮一定程度的維持秩序的功能,而且,他們不可能完全離開上帝統治的主權、上帝對世界的護理。[26] 這樣,從上帝的屬性可以明白,尤達主張和平主義之下人的不為,背後是上帝的作為。

筆者認為這個信靠上帝的歷史觀是重要的,並常常受到忽略。在人看來,是等到焦急,問上帝要等到幾時?從80年代草擬基本法到現在已差不多三十年,年青人也變成中年人,更擔心到老也看不到真普選。但上帝才是歷史的主宰,甚麼時候發生甚麼事,一切在祂的手中。上帝有祂的計劃,事情不一定按人的意思發生。真普選的落實不是在中央的手中,而是在上帝的計劃裡面。正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去留不是在法老手中,而是上帝(上帝策劃整個救贖行動,亦是上帝使法老的心剛硬)。人雖然敗壞,但上帝普遍的恩典照管著世界,以及所應許終末的新天新地,信徒不必在人性的負面中打轉,而是有樂觀的一面和從上帝而來的盼望。

5.3. 貫徹「和平、非暴力」

在論及使徒(包括保羅)對「順服」的教訓時,尤達指出使徒都勸勉讀者要在現有的奴役世界中順服——妻子要順服丈夫、子女要順服父母、奴隸要順服主人……。因為只有這樣的順服,才能見證那即將來臨的「解放」。[27] 尤達這種對順服的看法,與他堅守和平主義有密切的關係。但他的和平主義又跟一般的和平主義有所不同,一般的和平主義雖反對暴力的行為,「卻不反對以適當的非暴力方法,來取得他們想得到或有權利得到的任何東西。」而尤達的和平主義並不單單是放棄使用暴力,他也主張任何「足以侵犯別人尊嚴的一切強迫性作法」都應放棄。[28] 因為這是那位被釘十字架的耶穌所留給我們的榜樣。

如果認同「上帝在背後為我們爭戰(爭取普選)」,便能明白和接受尤達所主張「任何足以侵犯別人尊嚴的一切強迫性作法」都應放棄。爭取普選是很清楚的訴求,但「佔中」有一定程度上的脅迫性,迫使中央妥協。所以,要貫徹「和平、非暴力」,需要放棄有脅迫性的手段,而以和平的方案尋求民主的訴求。可能會有人質疑和平方案的有效性,但有誰會認為繞城七日是有效的軍事行動,耶利哥城卻是這樣被以色列人佔領了。(書六1-21

5.4. 信徒的社會責任

針對羅馬書十三章所說的政府的權威問題,尤達懷疑無條件地順服政府的合理性。他反對傳統所說:政府是上帝所設立的,所以基督徒應該服從政府,為的是要在良心上支持政府罰惡獎善的功能。從釋經中,他發現這段經文不是如傳統所主張的「斷言任何特定的政府都是上帝所設立或選立的。」[29] 任何政府的存在只是上帝所「准許的」。「基督徒雖然甘願服從政府,但是他仍可在道德上保持獨立或判斷的能力。政府的權威不是可以自己認可的。這段經文並沒有說:任何政府的施政或它對公民的要求都是好的。」[30] 堅持拒絕暴力,以愛心及誠信彼此修正。基督徒群體要向各種政治勢力作見證,但不會陷入幻想,以為可以用妥協方式來成就上帝的旨意。[31] 特別當政府的施政不當,或要求國民從事一些不正確、不道德的工作時,基督徒不但不可妥協,反而應該發揮他的信仰和良心,來行使他的社會責任。例如,直接向政府反映不當之處,亦可透過媒體讓公眾了解問題所在,或以和平遊行引起大眾的關注。而在位當權的基督徒更應發揮神所賜予的位分,持守基督教的價值觀,在議會發聲、理性討論,亦盡力游說官員和議員。

大部分支持「佔中」的學者對羅馬書十三章的見解大致與尤達的理解一致,基督徒是有條件地順服政府,而且有責任判斷政府的施政。基督徒既有神的啟示、耶穌的榜樣、重生的生命,應本著耶穌基督的心為心,作為社會的良知,勇敢地藉諸般的智慧指出社會上的不公義、不道德的事。

教會作為見證的群體,在基督救贖秩序之下運作,應有其獨特之處。教會的見證應發自自身作榜樣的特質,以行動作示範。[32]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教會生活的運作可建議給政府。例如教會實踐對不同種族平等待遇,使政府看到其可行性。在教育、醫院,甚至民主,也是可能的。在爭取民主上,教會如何踐行民主普選,向政府和中央見證其建議的普選方案是可能的。教會可認真的思考如何實踐。

6. 對尤達和平主義的批評

對於認為爭取普選是迫在眉睫的人士來說,可能有以下的批評。第一,有認為尤達的和平主義不切實際。「佔中」雖有脅迫成分,但已是以和平方式進行。讓制度繼續的不公義,會帶來更差的後果。筆者相信這是很現實的情況,人心中總會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希望力挽狂瀾。不想讓事情走歪路,這想法有其道理。尤達的回應是,基督徒不必負起使世界正確地運作的責任。基督徒的責任應該是為基督忠心地作見證,基督被殺是因祂放棄以暴力來按祂自己的意思而行。而使歷史朝向正確方向是在上帝掌管之中。[33] 這是基於上帝對世界的護理和掌權。

第二,在實踐上,亦有一個問題,就是只求和諧而不敢發聲,教會因而越來越退縮內向、自保。尤達認為這樣「道德上失敗」,是因為跟隨耶穌過少,而不是過多的緣故。[34] 就是教會沒有貫徹忠心的持守為主作見證的呼召,以耶穌為榜樣。當誤以為耶穌的倫理要求太激進而不可能作為典範的時候,見證的力度大減,只是迴避衝突。

7. 總結

本文檢視了「佔中」的背景和理念,「佔中」發起人為著爭取真普選,建立公義的政治制度建構和諧社會。「佔中」以違法的手段去達成目的,是富爭議性的。支持與反對各有理據,支持的認為是基督徒的見證,公義是聖經的要求,良心比人間法律更高,也指出真普選是解決政府施政失效的方法。而反對的認為信徒應守法,質疑「佔中」理據的充分性,也擔心「佔中」帶來的後果難以想像,脅迫策略不符基督徒的德性。

從討論中,可以看到信徒在抉擇時的兩難,「目的論」和「義務論」兩種取向之中作選擇。歸根究底,爭取普選,是否只有「佔中」一途呢?筆者建議一個神學倫理學的進路,以尤達的和平主義從新檢視基督徒如何看政改和政治參與。

尤達的和平主義重視耶穌作為信徒的社會政治倫理的模範,耶穌是信徒的主,祂的榜樣在今天仍然適用。另一方面,確信上帝是參與歷史中,祂是歷史的主宰,如果真普選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最終必能實現。第三,在和平主義之下,順服是放棄「任何足以侵犯別人尊嚴的一切強迫性作法」,貫徹和平的理念。第四,信徒的社會責任不是無條件地順服政府,而是有責任判斷政府的施政。教會作為見證的群體,在教會實踐民主,向政府和中央見證其建議的普選方案是可能的。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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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附件一;下載自

[2] 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網站》,2013116日;下載自

[3] 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

[4] 戴耀廷:〈佔領中環:走過「佔中」的三個月〉《明報新聞網》,2013428日;下載自

[5] 陳健民、朱耀明、戴耀廷:〈信念書〉《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2013327;下載自<http://oclp.hk/index.php?route=occupy/book_detail&book_id=10>

[6] 戴耀廷:〈基督徒與公民抗命〉,《時代論壇》第1329期(2013217日)。

[7] 羅秉祥:〈公民抗命的聖經基礎〉,《時代論壇》第1341期(2013512日)。

[8] 陳士齊:〈從神學角度探討基督徒與公民抗命〉,《思》第53期(19981月);下載自

[9] 郭偉聯:〈更高的命令:公民抗命的信仰反思〉,《時代論壇》第1339期(2013428日)。

[10] 朱耀明:〈我的民主路〉,彭海瑩編:《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台北:雅歌,2013),頁144-145

[11] 〈港福堂吳宗文:信徒不應公民抗命爭政治權利〉,《主場新聞》,2013417日;下載自

[12] 鄧紹光:〈回應「和平佔中」:一些來自基督信仰的提問〉,《時代論壇》第13501351期(2013714日及2013721日)。

[13] 徐濟時:〈「佔領中環」引發的另類思考〉,《時代論壇》第1351期(2013721日)。

[14] 禤智偉:〈「佔中」與公民抗命:基督徒倫理辨識的一次示範〉,《時代論壇》第13551356期(2013818日及2013825日)。

[15] 海斯著,白陳毓華譯:《基督教新約倫理學:活出群體、十架與新造的倫理意境》(台北:校園,2011),頁301

[16] Harry John Huebner,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Ethics: History, Movements, People (Waco, Te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573-574.

[17] 尤達著,廖湧祥譯:《耶穌政治》(香港:信生出版社,1990),25

[18] 尤達:《耶穌政治》,頁17

[19] 尤達:《耶穌政治》,頁25

[20] 尤達:《耶穌政治》,頁33

[21] 尤達:《耶穌政治》,頁37-38

[22] 尤達:《耶穌政治》,頁38-39

[23] 尤達:《耶穌政治》,頁264

[24] 尤達:《耶穌政治》,頁87

[25] Paul G. Doerksen, Beyond Suspicion: Post-Christendom Protestant Political Theology in John Howard Yoder and Oliver O'Donovan (Milton Keynes, U.K.: Paternoster, 2009), 88.

[26] 尤達:《耶穌政治》,頁150-152

[27] 尤達:《耶穌政治》,頁265

[28] 尤達:《耶穌政治》,頁254

[29] 尤達:《耶穌政治》,頁209

[30] 尤達:《耶穌政治》,頁215

[31] 海斯:《基督教新約倫理學》,頁345

[32] Craig A. Carter, The Politics of the Cross: The Theology and Social Ethics of John Howard Yoder (Grand Rapids, Mich: Brazos Press, 2001), 211.

[33] Huebner,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Ethics, 591.

[34] 海斯:《基督教新約倫理學》,頁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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