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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駿揚:從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理念看戴耀廷「佔領中環」方案 PDF Print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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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0 May 2013 10:08

 

從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理念看戴耀廷「佔領中環」方案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陳駿揚

引言:

近日由戴耀廷提出的「佔領中環」(「佔中」)方案成為城中熱話。身為基督徒,他亦在基督教刊物中頻頻發表文章,提出公民抗命在基督信仰中的角色及其重要性。提到公民抗命,馬丁路德.金為黑人爭取人權,無疑是近代歷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身為牧師,金成功整合基督信仰的公義觀與人權和法治,並在其帶領的民權運動中藉不同的公民抗命方式的抗爭,以實踐社會公義。 本文將透過分析馬丁路德.金民權運動的目的、態度和原則,從而比較其與「佔中」方案的異同,最後筆者再作分析和回應。

甲. 簡介「公民抗命」

當社會出現不公義的情況,甚至連法律也不能保障被欺壓者的權益時,公民抗命便成為其中一種較常見和有效的抗爭手法。普遍來說,公民抗命的定義乃公民藉「違法」但「非暴力」的途徑來表達對政策或政權的不滿,其原因通常是因為政策或政權不能彰顯參與公民抗命者心目中的公義標準。[1] 雖然公民抗命挑戰政府的政策,但這並不是革命,因公民抗命者往往只針對某項或某範疇內不義的政策,而不是要推翻整個政權或法律體制。 [2] 透過公民抗命,一些不能按正常途徑推翻的不公義政策或制度,便能被社會關注;抗命者對公義的追求或被政權無理的對待,甚至能感動一些冷漠的旁觀者,使他們最後成為為公義發聲的抗爭者。[3]由於金的民權運動發展過程包含了眾多公民抗命案例,因此本文將先透過分析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及其理念,來認識他的公民抗命觀。

乙. 馬丁路德.金的生平簡介

金在美國南部出生,從小見證著因種族隔離政策產生的社會不義現象。生長於中產家庭並擁有神學博士學位的他,不甘心安穩地作浸信會的牧師,反願意回應呼召,走上為社會公義抗爭之路。[4]

1955年,26歲的金為一位在蒙哥馬利因拒絕在巴士讓座給白人而被補的黑人婦女打抱不平,這是他首次以公民抗命方式回應不義政策。在抗爭過程中,他聚集了該市55000個黑人進行罷乘運動, 帶著「不與邪惡的規章制度合作、不要再讓汽車公司獲利」之心志,最終取得以下結果:聯邦地區法院裁定巴士公司違反憲法。一連382天的公民抗命終於結束,但在整個過程中,金曾遭遇恐嚇和房屋被炸毀的恐怖經歷,然而他卻堅守「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以愛心作為武器」及「非暴力」等信念。 [5]

經過此役,金繼續走在為公義發聲的道路上,在他十多年發展民權運動的生涯中,抗爭範圍從為黑人平權,不斷延伸至反戰和反貧窮等運動。19684月,金於田納西州孟菲斯市參與領導清潔工人罷工運動時遭暗殺,年僅39歲。[6]

丙. 馬丁路德.金推動「民權運動」之目的、態度和原則

金一生不斷追求和實踐公義,並把其公義觀穩建在神學上。對於福音的理解,他認為其影響範圍不只是靈魂,亦包括肉體;不單是心靈上的豐足,亦包括物質上的滿足。故此,他認為一個公開宣稱體恤人靈魂的需要,但卻不關心於窮巷中被欺壓、在經濟面臨困境、在社會遭到不公對待的信徒,其實只是在宣稱一個屬靈垂危的信仰。[7] 由此觀之,福音的影響力,與人從壓迫中被釋放有密切關係。他的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的高潮部份不斷重覆強調:「讓自由的聲音響起」(let freedom ring),以作為對眾人平等與自由渴望的呼聲![8]

為了實現上述夢想,金以民權運動作為實踐與推動公義的途徑,並以不同形式的公民抗命作為基礎。金的民權運動是一種激進運動(Radical movement),有徹底改變和處理根源性問題之意,雖然當中含有解放意思,但金的解放概念不是要推翻政權,而是盼望藉社群間的「融合」來成就其終極的目的──建立「愛的社群」。[9] 他認為激進抗爭是人類回應「爭取自由」此神聖旨意過程中不能避免的方法,而在實踐激進民權運動的背後,「agape之愛」 和「非暴力」是其必要的態度和原則,因這關乎抗爭運動能否成功。

I. 民權運動的目的:建立「愛的社群」

建立「愛的社群」是金的夢想。在「愛的社群」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愛、公義、和平為特徵,並透過「民主」和「平等」的建制表現出來。[10] 可是,因為人犯罪的緣故,「愛的社群」被破壞。金相信上帝對人類歷史的首要關注,是如何修復被罪所破壞的「社群」,從而回復本來所擁有之「愛」的特質。儘管不斷有敵對者阻攔或破壞,但上帝卻堅持,甚至通過基督的犧牲來使這修復變為可能。同時,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樣,正彰顯愛所衍生出來的美德,包括忍辱、受苦、冒死犯險等,祂正是透過建立「愛的社群」 的道德典範。[11]

在「愛的社群」中,人與人之間如兄弟姐妹般一起生活,各人的尊嚴和人格被看重。[12] 因為愛的緣故,上帝使各人有「神的形象」,因此這地球家庭的每一獨立個體,都應該被尊重,而不義事情的發生,正破壞了每個人身上擁有的「神的形象」。[13] 故此,人與人之間必須以「愛」互動,才能成為完全。[14]在一個黑人嚴重受歧視和剝削的社會中,金認為廢除「種族隔離」的法例,是邁向實現「愛的社群」的第一步,因為這法律障礙和阻隔了人與人之間愛的關係。第二步是「融合」,目的是讓不同的群體(包括弱勢社群)都能「融合」成社群的一部份,包括在權利和義務上「融合」。[15] 因此在眾多金所帶領有關反種族歧視的公民抗命事件中,他從不以黑人壓倒白人或以羞辱白人為目標,反而著重如何贏取彼此的友誼和信任,最終希望達致一個黑人與白人和平共處的公義社會,實現「愛的社群」。

II. 民權運動的態度:agape之愛

金的民權運動以agape之愛為核心。agape是神聖的愛,它包含受苦的意味,寧願犧性自己的利益,亦不願意讓別人受害。[16] agape也有原諒他人之意。金認為agape不是一種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它應是政治神學的基礎,若應用於民權運動中,便意味著無論遭遇任何打壓和逼迫,仍然以愛回應敵對者。 [17] 所以金常以「愛你的仇敵」為其民權運動的座右銘。[18] 對金來說,愛與權力並非必然對立,他反而認為若權力不是建基於愛,將會是一種魯莽和濫用的表現。[19] 最理想的運用權力的方法,就是以愛履行公義的要求,而最理想彰顯公義的方法,就是以愛校正所有與愛本質敵對的事情。[20] 故此,愛、權力與公義三者是互相緊扣的。金亦深信agape之愛是解放、自由、和諧能否被成就的關鍵。[21]

III. 民權運動的原則:非暴力

在「蒙哥馬利巴士事件」中,金的家遭反對者的報復而被炸毀,雖然他絕對能運用號召力,帶領群眾以暴力還擊,但他卻選擇教導群眾:仇恨只會使仇恨倍增,並且會導致靈魂受創傷和人格被扭曲的惡果。[22] 此事件前,普遍黑人認為面對不義的對待只能默默忍受或以暴力革命還擊,但金的處理手法卻為此困境開拓一出路,就是發起非暴力的公民抗命。

對金來說,非暴力抗爭能達致暴力手段無法帶來的效果,因為大多數人因盲目、驕傲、恐懼、、缺乏理性等原因導致良心沉睡,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正正是喚醒他們的最佳途徑。[23] 因為金深信人類本性中潛在一種對善的渴求,這種對善的渴求乃人類與生俱來,神所賜予的。所以他願意藉教育、自身的道德榜樣和非暴力的行動,來啟蒙和改變在理性、靈性上被蒙騙的敵對者。[24]

再者,公民抗命所抗爭的對象並非人類,而是他們背後的邪惡勢力,[25] 對於邪惡這觀念,他不接納邪惡乃善之缺乏的觀點,並認為邪惡具侵略性,[26] 而且十分具體和實在。[27] 公民抗命則是一場與邪惡對抗的博奕戰,但目標並非要消滅對手,反要藉此與他們和好。[28] 因此非暴力是最有效達至以上目標的方法,因這樣能減少仇恨產生的機會,亦能減少雙方的敵意,以防範以惡報惡的暴力鬥爭。所以,非暴力並非消極的投降主義,反而是一種主動抵抗邪惡的行動和手段,它更能避免暴易暴產生的更大的邪惡。[29]

除此之外,金指責暴力是不道德和不切實際的,因為它建基於憎恨而非愛,且以羞辱敵對者為目的,結果不但不能化解雙方的矛盾,反而帶來更大的怨恨。[30] 暴力只會助長邪惡的存在,因為以暴力來消除邪惡的同時,自身已成為更大的邪惡,故此永遠不能帶來真正的和平,只有愛才能打破暴力所帶來的連鎖負面影響。[31]

總括來說,金的終極目標是徹底改變美國社會、政治、經濟上的不義風氣,從而建立一個有愛、自由、和平、平等的「愛的社群」,並通過「agape之愛」的態度和「非暴力」的原則來發展帶有激進性(指徹底改變之意)的民權運動,而鍥而不捨的公民抗命則是與不義政權和政策進行博奕的手法。

丁. 比較戴耀廷「公民抗命」與馬丁路德.金「民權運動」

I. 簡介戴之「佔領中環」方案

二零一三年一月中旬,戴在《信報》撰寫《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指出北京給予香港特區合乎聯合國公約的真普選的機會甚微,因此必須動用更大殺傷力武器 ── 「佔領中環」,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32] 戴亦曾表示激進的行動才能暴露制度的荒謬;而他本人作為法律學者,亦認同公民抗命的權力應凌駕不公義的法例,「守法只會成為不公義的助力而已」。[33]

II. 比較戴、金兩者的公義觀

戴希望藉改變現今香港不義的制度來爭取公義,2005年,他在《我們要甚麼層次的法治》一文中提出 「以法達義」是法治中最高的層次,當中的「義」包括:1)公民在社會中的基本權利(例如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2)選舉代表管治社會的政府官員的政治權利;3)弱勢社群能享有基本的資源。[34] 顯然,佔中的目的主要針對第2點,即爭取公民能擁有所有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的普選權。戴認為能否爭取第2點與公義能否在香港實踐有莫大關係,因為13兩點的實現乃在乎法律制度是否公義,亦因制度不公義需要制度性的處理,故此在民主憲政制度欠缺的狀態下,第2點能否成功爭取,是處理社會不義的關鍵。[35] 從神學的角度,戴認為聖經的公義觀亦覆蓋「公共」層面,它是一種積極和從根源把惡修正的行動,並且需要特別照顧不義社會下受苦的弱勢社群,同時亦不應以「好憐憫」的命令,來淡化「行公義」這命令,因「行公義」背後帶有處理制度不義的含意。[36] 總括而言,戴希望藉爭取普選來換取從法律途徑實踐社會公義的機會。

然而筆者認為戴提出「以法達義」中的「義」,與其神學整合的「義」,兩者並不必定一致。此外,筆者對戴以佔中為實踐「義」的必然前設,亦存有疑問。首先,他在「以法達義」中所提出的「義」,只停留在資本主義運作下的社會模式,並沒有深入探討甚麼才是依附在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背後的不義之根源問題。為何成功爭取普選(第2點)必定能促進「弱勢社群能享有基本的資源」(第3點)的機會?在眾多擁有公民普選權的國家中,弱勢社群被忽略的情況仍多不勝數。因此,筆者認為戴需要更深思考、整合佔中背後要實踐的終極目標。當參照金的公義觀,他推動的民權運動背後,以建立「愛的社群」為終極目標,當中除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需以愛、公義、和平來維繫之外,「民主」和「平等」的建制是使「愛的社群」能實現出來的原因,可見,「民主」和「平等」 均是在民權運動所建立出來的建制中不可缺乏的元素。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若忽略「平等」這要素,絕不能為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真正的公義,因為人只會聚焦於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別人的需要,儘管「民主」制度有所進步,但弱勢社群的待遇終不能在缺乏「平等」的「民主」 制度下得以改善。但在agape之愛的基礎下,民權運動的參與者帶著寧願犧性自己的利益,亦不願意讓別人受害的態度,他們面對敵對者也能以愛回應,可見金所追求的「民主」理念必然帶有「平等」這要素,讓真正的公義能夠實踐出來。

戴雖然希望藉佔中來爭取普選,作為入手點以實踐公義,但在整個佔中計劃的發展過程,卻缺乏清晰傳遞如何以「民主」達致他所認為的真正公義,因此這難以讓大眾認知他在推動佔中背後希望達致「弱勢社群得以被合理看待」的公義目標。

III. 比較戴、金兩者之非暴力理論:

在「佔中」方案推廣的過程,戴經常強調非暴力的重要性,但並非所有人都明白非暴力的深層的意義,包括關注此運動發展之人士,更有政客主張在公民抗命的過程,要強調「抗爭,不能再講非暴力!」。[37] 對於非暴力的影響力,戴曾引用金在1963年「伯明翰行動」中所使用的抗爭策略解釋非暴力之重要性,這行動主要由金帶領大批當地黑人於「只容白人」(White Only)的地方靜坐不起,過程中大批黑人因違反種族隔離法被以水砲及惡狗等方式暴力對待,多人因而被捕。但因為抗爭者被暴力鎮壓的片段於全國廣播,眾多美國人被喚醒,並響應此運動,大力要求政府糾正對黑人的不公,最後成功促使美國總統提出民權法案。[38] 戴引用以上例子,顯然希望證明非暴力是公民抗命的重要元素,且是抗命過程的重要策略之一,因它能感染原本冷漠的大眾。這表面看來是戴經常強調的「道德感召」,可是他卻缺乏從道德層面探討非暴力背後的意義,即非暴力與道德的關係。

對於非暴力的論述,金不單從策略的層次作分析,更從暴力的邪惡性和它將衍生出更大的邪惡之角度,來分析非暴力的道德價值。在缺乏強調非暴力背後帶有復和與修補關係之指向的情況下,非暴力策略只會淪落為一種博奕手段,難以帶來真正的「道德感召」,因此道德的層面正正被忽略了。由此可見,戴所看重的「道德感召」道德指向較模糊,這感召究竟是一種單單吸引人關注或參與普選抗爭運動的策略,還是感召人追求真公義和對抗邪惡勢力?

IV. 比較戴、金兩者的策略

1965年,金在Saturday Review專欄中列出非暴力抗爭運動策略的重點:首先, 抗議者以非暴力的形式走到街上行使他們的憲法權利,即公民抗命權;接著,支持種族主義者因抗議者破壞了秩序的規範,於是以暴力對待抗議者;然後,大眾因良心的緣故,隨之向聯邦政府施壓,並要求干預和立法;最後,立法機關因大眾壓力而啟動干預和補救等立法措施,[39] 這就是金抗爭策略的「模式」。至於抗爭的「殺傷力」,金曾指出 「『抗爭者最大的武器』 就是以不止息的『發聲、步伐、委身、團結』 邁向『公義』」。[40] 可見,在抗爭的「模式」上,佔中方案與金的理念實有不少共通之處,例如以非暴力來感召大眾的正義感、以抗議行動來爭取公義、藉抗議者被打壓來喚起群眾的關注並向立法者施壓等。但是在抗爭的「殺傷力」上,按現今在香港參與政治團體的狀況來看,實比較缺乏,雖然不止息「發聲和步伐」存在,但是真正以公義為目標的「委身」之士的數量成疑,為公義而「團結」更是天方夜譚。更重要的是,現今沒有一套被普遍接納的公義觀,雖然在神學層面,戴建立了一套清晰行公義的觀念,但他的公義觀並不容易影響普遍群眾,主要原因是他並非如金一般在民權運動中,以身作則,帶領民眾一步一步由下而上持續抗命鬥爭,因此,他的道德觀深深影響其跟隨者和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然而,戴卻多次表達自己並非佔中運動的「帶領者」,更強調自己只是佔中運動方案的「建議者」,但他又是推廣佔中運動過程中最踴躍的「提倡者」,這種角色混亂令群眾難以定位其身份,更勿論他的公義觀能否成為一種被主流接納的觀念。因此,戴的佔中策略雖然在「模式」上與金的抗命觀有近似之處,但其「殺傷力」與金認為「抗爭者最大武器」的「殺傷力」還有一段距離。

總結

金以「愛的社群」為目的、以「agape之愛」為態度、以「非暴力」為原則,它所發展出來的民權運動不但堅固,且有影響力和延續性,其公民抗命多是成功的。反觀戴的佔中運動,雖在策略的「模式」上與金的策略近似,可是在香港現今的政治土壤下,卻是「殺傷力」先天不足,再加上公義與道德等觀念的發展,均未如金的理論般達致深入的層次,包括弱勢社群與普選權的關係、非暴力背後的道德指向等。所以,在現今情況下,佔中運動難以帶來深遠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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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ederick Sunnemark. Ring out Freedom. Bloomington: IU Press, 2004.

3. Huebner, Harry J.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Ethics. History, Movements, People.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John J. Ansbro.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Making of a Mind.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2.

5. John Rawls. “Civil Disobedience” In Law and Morality: Reading in Legal Philosophy. ed. David Dyzenhaus, 520-541.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1.

6. Kuther D. Ivory. Toward a Theology of Radical Involvement: The Theological Legac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7.

7. Martin Luther King Jr.. “I Have a Dream” In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ed. James M. Washington, 217-220.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86.

8.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 Experiment in Love” In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ed. James M. Washington, 16-20.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86.

9.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American Dream” in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ed. James M. Washington, 208-216.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86.

10. Martin Luther King Jr.. Stride toward Freedom: The Montgomery 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11. Martin Luther King J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12. Martin Luther King, Jr.. “A Comparison of the Conceptions of God in the Thinking of Paul Tillich and Henry Nelson Wieman.”. Ph.D. Dissertation in Systematic Theology, Boston University, 1955.

13. Martin Luther King, Jr.. “Behind the Selma March”. Saturday Review. 3 April 1965.

14.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Nonviolence”, in Robert F. Williams, Negroes With Guns. New York: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2.

15. Melody Chan〈以法達義:公民抗命的炸彈 – 專訪戴耀廷〉《獨立媒體》2013年1月22日;下載自〈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347〉。

16. 黃毓民〈普羅之聲:港式非暴力原教旨主義〉《太陽報》,2013321日;下載自〈http://www.hkppi.com/普羅之聲:港式非暴力原教旨主義〉。

17. 霍玉蓮。《我有一個夢》。香港:基道,2006

18. 謝國榮。〈美國學術界對馬丁路德.金的研究〉。《史學理論研究》第4期(2011年),頁87,95

19. 羅沛然。〈公民抗命權的法律地位〉 霍玉蓮著。《我有一個夢》,頁152-155。香港:基道,2006

20. 戴耀廷。〈基督徒與公民抗命〉。《時代論壇》第1329期(2013217日),頁11

21. 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2013116日;下載自〈http://www.hkej.com/template/onlinenews/jsp/detail.jsp?title_id=14376〉。

22. 戴耀廷。《我們要甚麼層次的法治?》《明報》。200547日;下載自〈轉載自http://www.inmediahk.net/node/24005〉。

23. 戴耀廷。〈佔領中環的信仰學與理性〉。 《時代論壇》第1334期(2013324日),頁1-2

24. 戴耀廷。〈公共神學、公義與法律:一些初步想法〉。《中神期刊》第五十四期(20131月),頁80-84

25. 戴耀廷。〈非暴力抗爭就是要逼出危機〉《主場新聞》。201323日;下載自〈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非暴力抗爭就是要逼出危機〉



[1] John Rawls, “Civil Disobedience” In Law and Morality: Reading in Legal Philosophy, ed. David Dyzenhau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1), 522. (520-541)

[2] 羅沛然:〈公民抗命權的法律地位〉,霍玉蓮著:《我有一個夢》(香港:基道,2006),頁152-155

[3] 戴耀廷:〈基督徒與公民抗命〉,《時代論壇》第1329期(2013217日),頁11

[4] Huebner, Harry J,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Ethics. History, Movements, People.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377-378.

[5] 霍玉蓮:《我有一個夢》(香港:基道,2006),頁8-46

[6] 謝國榮:〈美國學術界對馬丁路德.金的研究〉,《史學理論研究》第4期(2011年),頁87,95

[7] Coretta Scott King, “the Legac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 The Church in Action Theology Today, 65 (Apr. 2008): 130. (129-139)

[8] Martin Luther King Jr., “I Have a Dream” In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ed. James M. Washington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86), 218-220. (217-220)

[9] Kuther D. Ivory, Toward a Theology of Radical Involvement: The Theological Legac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7), 133,134, 141.

[10] Kuther, Toward a Theology of Radical Involvement, 137

[11]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 Experiment in Love” in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ed. James M. Washington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86), 20. (16-20)

[12]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American Dream” in A Testament of Hop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ed. James M. Washington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86), 215. (208-217)

[13] Kuther, toward a Theology of Radical Involvement, 139.

[14] King, “The American Dream”, 215.

[15] Kuther, toward a Theology of Radical Involvement, 138.

[16] Martin Luther King Jr., Stride toward Freedom: The Montgomery 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86-87.

[17] Huebner,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Ethics, 388-389.

[18] Coretta, “the Legac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 The Church in Action 131.

[19] John J. Ansbro,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Making of a Mind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2), 8.

[20] Martin Luther King J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37.

[21] Frederick Sunnemark, Ring out Freedom (Bloomington: IU Press, 2004), 25.

[22] Coretta, “the Legac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 The Church in Action 131.

[23] King, Stride toward Freedom, 192.

[24] John J. Ansbro, the Making of a Mind, 138.

[25] King, Stride toward Freedom, 84.

[26] Martin Luther King, Jr., “A Comparison of the Conceptions of God in the Thinking of Paul Tillich and Henry Nelson Wieman.” (Ph.D. Dissertation in Systematic Theology, Boston University, 1955), 220.

[27] King, Stride toward Freedom, 58.

[28] King, Stride toward Freedom, 84.

[29] 霍玉蓮:《我有一個夢》,頁175-176

[30] King,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64.

[31] John J. Ansbro, the Making of a Mind, 232.

[32] 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2013116日。下載自〈http://www.hkej.com/template/onlinenews/jsp/detail.jsp?title_id=14376〉。

[33] Melody Chan:〈以法達義:公民抗命的炸彈專訪戴耀廷〉《獨立媒體》,2013122日;下載自〈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347〉。

[34] 戴耀廷:《我們要甚麼層次的法治?》《明報》,200547日;下載自〈轉載自http://www.inmediahk.net/node/24005〉。

[35] 戴耀廷:〈佔領中環的信仰學與理性〉, 《時代論壇》第1334期(2013324日),頁1-2

[36] 戴耀廷:〈公共神學、公義與法律:一些初步想法〉,《中神期刊》第五十四期(20131月),頁80-84

[37] 黃毓民:〈普羅之聲:港式非暴力原教旨主義〉《太陽報》,2013321日;下載自〈http://www.hkppi.com/普羅之聲:港式非暴力原教旨主義〉。

[38] 戴耀廷:〈非暴力抗爭就是要逼出危機〉《主場新聞》,201323日;下載自〈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非暴力抗爭就是要逼出危機〉。

[39] Martin Luther King, Jr., “Behind the Selma March”, Saturday Review, (3 April 1965), 16.

[40]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Nonviolence”, in Robert F. Williams, Negroes With Guns, (New York: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2),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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