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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瑞琪:教會的公共性:侯活士以見證進入公共 PDF Drucken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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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tag, den 10. Dezember 2016 um 14:53 Uhr

教會的公共性:侯活士以見證進入公共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房瑞琪

1. 引言

回顧過去,華人教會深受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影響,傳福音和關注個人靈命成長成為教會的核心,甚至以此為正統的信仰指標。教會這種信仰形態不但導致信仰個人化,而且更忽略了教會在公共議題上扮演的角色。美國神學家在教會與社會的題目上作出關注並反思,他在不同有關教會與倫理的著作中,均有提及「教會作見證」的觀念,筆者在本文主要探討侯活士如何以見證進入公共領域,從而看教會的公共性。最後,以此對香港教會作出一點反思。

2. 背景簡介

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於一九四零年在美國出生,[1] 他曾被稱為激進改革神學家(Radical Reformation Theologian),[2] 他的作品對當時的美國有不少影響。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八零年間,美國君士坦式(Constantinian)[3]的統治結束,[4] 人民的世界觀轉向「現代的世界觀」。[5] 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美國社會和政治都有一個帶有罪性的前設:由於人們要面對死亡,因此在地上的生活應該是要快樂的。[6] 快樂驅使美國正在塑造一種每一個獨立的人都應該擁有他們的渴望和自由的文化,每個人的意見都是平等的。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侯氏關注到人們失去了形塑他們的故事,忽略了每個人背後的故事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7] 與此同時,美國的基督徒亦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認為社會不需要救主基督這共同敍事,將理性和自由從敍事中抽出來。[8] 同時,受到現代民主所影響,人們要求社會需要有一套管治系統,能夠解決社會上不同的爭議。[9] 弗沃(Miroslav Volf)指出,在可見的將來,基督教已經由權力的核心轉移到社會的邊緣,而且基督徒群體,即教會,只是在多元宗教的世界裡,扮演其中一位參與者。[10]

雖然面對如斯局面,侯活士沒有為此而哀歎,反之認為君士坦丁式統治的結束,正好將基督教釋放出來,讓教會思想在不信的世界中如何作為被上帝呼召出來的群體,在公共領域中活出她的見證。[11] 在現代神學中,不少神學家將「耶穌套入現代的思想框架中」,但侯氏卻認為應該是「將世界放進耶穌的故事中」。[12] 當基督教要建立一套符合公共理性的言語來進入公共的時候,其實是因著害怕基督教信仰與世界之間出現巨大斷層。[13] 因此,侯氏認為教會須要保持信仰純全並有區別性,以致教會能夠評論社會,而非由社會來將教會的定位,令福音被現代馴化[14] 侯活士尤達(John Howard Yoder)的神學上發展,他的神學針對當時美國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自由社會和教會生活,[15] 從而,發展出一套教會倫理觀。

侯活士神學對教會神學有三重認信:教會是知識論(the church is epistemology)、教會是社會論理(the church is social ethic)、教會是政治(the church is politics)。對於侯氏,能夠將教會從世界分別出來的是因著基督的敍事。因此,教會在世界上扮演著殖民地,信徒扮演著僑居者的角色(詳細見下文)。教會在與自己不同信仰的世界中,首要任務要成為教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法是活出教會的見證。筆者在下文將會加以討論。

3. 教會與公共空間的關係

3.1 不同的敍事群體

教會與世界的分別在於她們是否相信基督的敍事、在於其踐行者的分別。有些人認信耶穌是主的敍事,而有些人則相反,這都是出於人的自由意志,受造物有自由選擇相信與否。世界選擇不以基督的故事為自己的故事,因而產生了不同的倫理。[16] 相反,教會是相信上帝故事的群體,當信徒成為這敍事的一部分,便能夠更認識上帝。[17] 而且,教會不會訴諸暴力來使之服從和確保自身的存在,也不訴諸政府的權力而存在,並且相信基督耶穌的故事能夠勾畫出最美好的將來。[18] 當人們認為教會在世界裡面、世界比教會「大」的時候,侯氏卻指出:「世界在上帝的故事裡,而教會是說故事者」。[19]

教會與世界雖然不同,但彼此之間的關係卻不是隔絕的。因此,侯氏討論教會的時候一直沒有將教會抽離世界來討論,而且認為兩者是互相依存的關係。他形容:「教會與世界通常都是敵人,而非朋友,因為它們不斷嘗試擺脫對方。然而,它們互相是旅伴,若失去一方便不能理解另一方。」[20] 世界不認識上帝,而且充滿恐懼和暴力,而教會認識上帝,目的是要實踐和平的國度。[21] 侯氏一直鼓勵教會關心社會和政治,他甚至批評若果教會因為政治的骯髒,為了保持自身純潔而從社會中抽離出來,是一個不負責任而且自欺的行動。[22]

3.2 教會是殖民地

在《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群體》,侯氏以腓立比書三20上「我們是天上的公民」來帶出殖民的觀念。侯氏說:「教會是一個殖民地(colony),一個在另一邊的文化島嶼。在洗禮中,我們的公民身分從一個領域轉到另一個領域,並且我們成了我們身處的文化中的僑居者(resident aliens)」[23]

當人民受洗後,他的公民身分由地上公民成為天上公民,在地上居住的時候是以殖民身分生活,是一個僑居者。[24] 基督徒作為世界的僑居者,教會作為殖民地,明顯地表示了教會與世界存在著差異性。這差異是基於他們有不同的敍事,教會在世界上成為一個激進且不同的城邦,讓世界知道自己是世界。[25] 對於基督教而言,世界是需要教會的,這不是因為教會要幫助世界運作順利,或使世界成為一個更適合基督徒居住的地方。而是,教會要成為社會的反照(contrast model),[26] 使世界知道它是誰,讓它知道它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從破碎和墮落中被救贖。 因此,侯氏說:「教會不是帶有社會倫理,而是,教會就是社會倫理。」[27]

侯氏引用尤達來區分三種殖民地教會類型:行動型(acticist church)、皈依型(conversionist church)、認信型(confessing church)。行動型教會受自由主義影響,透過行動追求公義,共建更美好的社會;皈依型教會重視個人靈命、領人歸主,在社會行為上缺乏參與度;認信型教會是另類城邦(alternative polis),反文化的社會結構重視傳福音之餘又不忽視社會行動。這類型的教會的社會行動並非直接參與權力架構,而是讓教會成為教會(by being the church),透過向世界提供集體的見證,讓世界看見她的異象和生活方式。[28] 認信教會知道最具影響力的見證,是創造一個可見的信實群體。[29] 在侯氏的論述中,明顯地他以認信型教會為他的教會觀。

3.3 教會是另類城邦

對世界來說,教會是「另類城邦」,是一個帶有政治性的另類政體。侯氏說:「『政治神學』的支持者主張基督信念的意義及真理不能與它的政治性意涵分割,他們是對的。然而,他們的錯誤在於把「政治」單單與社會轉變的問題掛勾。更確切地說,對教會至為關鍵的『政治性』問題是教會要成為怎樣的群體,以至忠誠於那些對基督教信念至為重要的敍事。」[30] 這個另類城邦是一個政治群體,而背後的政治理念是由聖經敍事來塑造。因此,教會在地上的生活見證,為世界提供了另類的政治選擇。[31]

4. 教會在公共領域的見證

侯氏在不同著作中均強調「讓教會成為教會」,教會這殖民地和另類城邦要在世界中要成為教會。為了讓世界知道教會是教會,教會須要透過「見證」來展示這個群體的獨特性。「作見證」是主耶穌對門徒的命令,基督徒群體需要透過見證來傳遞屬於他們的信息。[32] 侯氏在《異類僑居者所居之處:基督徒踐行的操練》中說到,基督徒的使命是要從耶路撒冷到地極作主的「見證」,他指出「見證」與「殉道」的希臘文是一樣的。[33] 另外,他在《和平的國度》中說:「教會成為教會,是呼籲教會成為見證的群體,見證和平的國度。」[34]

因此,教會要在世界中作見證,首先需要知道教會自己的身分。這身分並非由世界來將她定義,而是由背後基督耶穌的故事來決定她的身分。這位引進和平國度者耶穌,讓教會知道她最重要的任務是要講述、演示和聆聽耶穌故事的地方。[35] 簡單來說,教會這群體在世界中見證耶穌基督和平的國度,使世界也一起聆聽基督故事。

教會在基督的敍事中定立自身身分,以使其不與社會所追求的價值有所混淆。教會與世界很多時候所追求的事情都表面上一致,但手段卻不同。以公義的題目為例,社會上瀰漫著追求公義的熾熱氣氛,而教會亦同時是追求公義的群體。然而,若果教會視「公義」為社會的策略和準則時,那便很容易與其原來應有的身分有衝突。例如,人們為了追求「公義」而使用暴力達至這個目的,那便違背了形塑教會的故事。教會須要追求公義的,只是教會追求社會公義的時候,必須以自己的生命作示範。例如,學習忍耐,照顧低下階層,幫助有需要的人,而非使用暴力的手段來達到目的。[36] 他再強調,教會必須追求社會公義,最佳的方法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來示範如何幫助別人,例如示範與人分享物品。[37] 這一種以生命來示範,就是侯氏所強調的基督徒美德。

4.1 基督徒的美德-生活見證

侯氏批評自由主義以理性和客觀性作為道德的基礎,卻忽略了行動者(agents)的內涵,因而有需要重新將教會與世界的行動者分別出來,強調基督徒的美德(virtue) 和品格(character),以致基督徒群體的生活見證成為社會的典範。[38]

基督徒的敍事塑造其品格,因此兩者不能分開。在公共空間活出寬恕、愛、和平、盼望和忍耐等,是基督徒和教會見證上帝和平國度的美德。侯氏認為,當基督徒宣稱聖經帶有權威,將權威歸於聖經的時候,他們便須要透過自己的生命來展示出聖經的內容。[39] 教會是一個被呼召和見證和平國度的群體,當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時候,就是成為另類城邦的一份子。對於這另類城邦,福音就是這城邦的憲法。可是,基督徒不是一進入這城邦就能夠有屬於這城邦的生命質素,因此,基督徒的生命需要在教會群體中學習和訓練。就如學習音樂和畫畫一樣,需要透過訓練來學習技巧。在教會這群體中,基督徒的生命在不斷操練和學習實踐屬於基督的美德,[40] 從而建立一個有美德的群體。在公共領域中,人們在一個沒有寬恕和復和的社群中追求共善,是危險的。唯有先被上帝寬恕的人才能寬恕他者和愛他者,因此,寬恕締造和平的重要法則。[41]

基督徒的美德並非靠個人修為來建立,而是透過上帝在教會的主動參與,因為上帝與我們同在。因此,軟弱的教會仍能在社會上見證上帝。教會這另類城邦,陶造一班有美德的天國公民,從而建立了一個屬於教會倫理的生活方式,在這充滿恐懼和慌言的公共領域中,建立愛、寬恕和信任。侯氏不單批評社會的倫理,他的思想更成為教會自身的批判。

4.2 公共領域下的見證是非暴力、非脅迫

教會群體以生活見證來成為社會的典範,因為教會首要政治任務是要讓教會成為教會,而不是改變整個世界。因為教會忠於上帝國,在世界成為和平與見證上帝國的群體。[42] 侯氏將教會作見證的「力度」集中於集體的生活見證,而非改善政制和社會政策。

在社會福音的熱潮下,社會倫理假設了基督徒的責任是轉化社會和經濟結構,從而幫助個人需要。[43] 然而,侯氏批評基督徒以此成為參與政治行動的目的。他不認同國家要走回「君士坦丁」的路,他批評那些認同自由神學的基督徒,不應渴望世界與他們一起維護基督教的倫理。[44] 因為,這會讓信徒忘記教會最根本的政治任務:讓教會成為教會。讓世界知道任何社會、政治和教會的主權不是屬於政府,亦不是每個獨立個體,而是上帝。[45] 他強調,教會的首要任務不是要令世界變得更好或是更公義,不是要向政府提供更好的策略,而是在生活中展現教會社群的德性,活出見證。當然,教會不用脅迫手段來逼迫政府之餘,也有責任明白世界的運作和背後的理念。[46]

侯氏重視教會的踐行性,而非成為天國公民後便活在島嶼而不理世事。他指出,教會需要在不義和暴力的世界中,因著他們是一群將自己的生命定位於上帝的故事中的人,而活出跟隨基督的德性。世界是在暴力的邊緣,而教會因著基督故事而塑造非暴力的道德生活。[47] 面對世界的劣根性的時候,教會需要作出抵抗並促進世界的公義,但並非以暴力和權力的脅迫的方式,因為上帝沒有用脅迫來統治受造物,而是用十字架和愛來進行統治和轉化。[48] 侯氏在《僑居者》中曾經以德國的認信教會作為一個例子,認信教會的目的是忠誠(faithfulness),而非有效性(effectiveness)。教會最高的原則並非要影響社會更多,而是忠誠上帝的應許,讓教會成為教會,在地上能被世界看見的教會,透過愛仇敵、說出真理、為公義受逼迫來作見證。認信教會參與社會的活動,對抗戰爭和一切非人性化的活動。教會最大的見證是締造一個信實的生活方式。然而,與世隔絕不妥協的見證會產生世界的敵意,因此十字架不是教會寧靜的記號,而是革命性地參與在基督的得勝中。教會的政治任務是要成為成為教會,一個十字架的群體,[49] 意思是使教會的會眾成為一個知道作門徒的代價,並願意付上這代價的門徒。[50] 藉此提醒世界,不是國家統治世界,而是上帝。[51] 因此,教會不需要用脅迫的手段來爭取最小的公義,而是用屬於基督教的方式來抵抗,如非暴力和不合作的方式。侯氏用了當時為了反對戰爭而不繳交支持戰爭的電話稅為例,展示了教會和信徒需要的抗爭方式。這個方法雖然是微不足道,但不能排除當中有神蹟發生的可能性。[52]

侯氏不反對基督徒與教會以外的人合作,共同追求使社會變得更公義(或減少不義)。[53] 然而,當教會在自由主義下追求社會價值時,教會需要分辯自身故事所孕育出來的,與社會所追求的價值之間存在的分野,而非盲目追求公共領域所要求的「共善」。對於侯氏來說,公義並非用來形容政治制度或者社會後果(social outcomes),而是首先適用於人們自己身上。

4.3 小結

侯氏將教會論與倫理學結合,從而理解教會是一套社會倫理,而非擁有社會倫理。教會與世界雖然有「分別」,卻非「分離」。因此,侯氏沒有否定教會的公共性,更沒有反對教會進入公共空間、參與政治,只是不認同將信仰成為社會策略,逼使社會共同遵守基督教的倫理。因為,這樣只會重回君士坦丁之路。侯氏拒絕倫理的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後,他視教會為倫理基礎的重心點。[54] 教會想成為世界的影響,首先是要成為教會,在世界中活出有品格和美德的生活方式,如非暴力、忍耐、寬恕和愛等。透過日常生活的踐行來作見證,建立一個有品格的群體,[55] 以此成為社會的典範。

雖然侯氏的教會論建基於形塑她的基督敍事,但他沒有在敍事的內容深入建構基督論如何影響其教會論。以致其教會論流於從現實的反思,卻失去基督論的基礎。因此,侯氏提及或討論「見證」的時候,沒有更進深探討基督敍事所延伸的含意,來對現實世界和教會作出批判。

5. 總結-對香港教會的一點反思

侯氏的教會觀與社會行動有很大的關連,他追求教會的實踐性,並提醒教會須要讓自身定立於上帝的故事中(然而,如上文所提,其沒有深入建構上帝故事的神學),突顯了教會的獨特身分,以致不被經常轉變的公共空間所影響。另外,教會的使命不是要影響政府和社會,而是成為教會,展示一種另類生活的典範。

然而,侯氏對教會的表現過份樂觀。事實上,教會內部自身的矛盾和破口,令教會難以作為一個集體見證,成為一個另類政治選擇。在香港,基督教屬於少數派,社會會否留意教會的倫理價值?相反,社會對教會普遍存負面的觀感,如「離地」、「左膠」。教會忠於自己的敍事,卻與社會之間的溝通存著莫大鴻溝,認受性低,典範之論遙遙無期。此與侯氏所言「世界需要教會」剛好相反。

香港受到後現代、個人主義的浪潮侵襲下,教會不斷面對公共空間的轉變和挑戰。從前宣教士來華建立教會,因著社會的需要,教會扮演了社會救濟的角色,藉此領人歸主。時至今天,香港主權移交內地,香港人開始關注政制和政黨的不公義問題,再加上這些問題很可能影響將來香港社會的文化、言論、人身和宗教等自由。因此,最近十多年(特別近幾年),香港社會都敏感於香港的政制和政策發展,甚至作出抵抗(如基本法二十三條、國民教育、佔領中環運動)。這些抵抗方式有遊行、靜坐、霸佔道路等,特別是「佔領中環運動」(下稱佔中)以「和平、非暴力」為名。「佔中」的理念雖然是拒絕肢體暴力,但佔領道路讓交通,甚至經濟運作受阻,對一般市民來說是另一種暴力。

侯氏認為教會不應用脅迫的手段來改變政府施政,「佔中」一例子正好違反了他的原則。侯氏指出敍事群體的美德形塑非暴力的意識形態,在世界中締造和平社群的見證。筆者認為,候氏單純地視脅迫和暴力為非美德的手段,似乎過於簡單。在一些極權統治的國家,當受壓者面對暴力而武力阻止,也可以是一種美德。事實上,任何抗爭形式都帶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和脅迫,就算用候氏所說的「以基督教的方式來抵抗」,也帶有脅迫成份。筆者認為,美德並非訴諸於暴力與否或脅迫與否,而是訴諸於擁有美德的上帝。仰望上帝的群體,按著上帝給信徒的美德,向施壓者、施害者作出相應程度的抗爭,這亦是一種信仰的「見證」,見證上帝的美德。「佔中」是一種脅迫,亦帶有「暴力」,但當時存在於中環、金鐘的信徒,他們正在實踐一種帶有美德的抗爭。

侯氏為教會進入公共領域時提供了基礎和定位,以至教會不被社會文化的改變而扭曲自身的價值觀。對於在香港處境下的教會,如何在公共空間下作「見證」,則不能夠單從侯氏的教會倫理作基調。侯氏點出了教會需要在公共空間作見證的重要元素,但同時作「見證」的表現則需要隨著現實處境而作出行動的反思,因為現實社會不斷挑戰我們的教會倫理,甚至不斷挑戰我們的信仰,如何在公共領域下作「見證」,讓教會不在社會議題中缺席。

書目:

Hauerwas, Stanley. The peaceable kingdom: a primer in Christian ethics. 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3.

Hauerwas, Stanley and Willimon, William H. 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 Nashville : Abingdon Press, 1989.

Hauerwas, Stanley.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toward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social ethic. 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Hauerwas, Stanley. Christian existence today: essays on church, world, and living in between. Grand Rapids, Mich. : Baker Books, 1995.

Hauerwas, Stanley. Sanctify Them in the Truth: Holiness Exemplified. Nashville : Abingdon Press, 1998.

Meyer, William J. Metaphysics and the future of theology : the voice of theology in public life. Eugene, Or. :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Rasmusson, Arne. The church as Polis: from political theology to theological politics as exemplified by Jurgen Moltmann and Stanley Hauerwas. 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Thomson, John B. Living Holiness: Stanley Hauerwas and the church. London : Epworth Press, 2010.

沃弗著 。《公共的信仰 : 基督徒社會參與的第一課》。黃從真譯。新北市 : 校園,2014

趙崇明著。鄧紹光主編。《教會與教會神學的公共性》。《教會不成教會》。香港 : 基道,2012

期刊:

Porter, Matthew. Werntz, Myles. On Seeing Nonviolence in 1983: Nonviolence and Ecclesiology in Hauerwas and Yoder". The Conrad Grebel Review 3 (Fall 2011): P.42-53.

李駿康。〈論侯活士的教會觀〉。《山道期刊》。第24期第12冊(200912月),頁127-15

黃宏達。〈評估侯活士的教會觀〉。《建道學刊》。第39期( 20131月),頁149-187

 



[1] John B. Thomson, Living Holiness: Stanley Hauerwas and the church (London : Epworth Press, 2010), P.4.

[2] Arne Rasmusson, The church as Polis: from political theology to theological politics as exemplified by Jurgen Moltmann and Stanley Hauerwas (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P.23.

[3] 君士坦丁式統治即是結合基督教信仰於國家文化、政策內,使政府支持基督教的倫理立場。

[4] 美國殖民時期由清教徒訂立了藍色法規,禁止任何人在星期日跳舞、喝酒、從事商業交易等。在一九六三年的一個星期日,在南卡羅萊納非州威爾市(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的一間劇院照常營業,違反了州政府的藍色法規。表示著基督教王國正在步向崩潰邊緣。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16.

[5] Stanley Hauerwas and William H.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 (Nashville : Abingdon Press, 1989), P.19.

[6] Hauerwas, Stanley,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toward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social ethic (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P.86.

[7]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84.

[8]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12.

[9]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78.

[10] 沃弗著 ,《公共的信仰 : 基督徒社會參與的第一課》,黃從真譯,(新北市 : 校園, 2014),頁107

[11]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10-11.

[12]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24.

[13]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97 ; 趙崇明著,鄧紹光主編,《教會與教會神學的公共性》,《教會不成教會》(香港 : 基道,2012),頁87

[14] William J. Meyer, Metaphysics and the future of theology : the voice of theology in public life, (Eugene, Or. :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P.297.

[15] Arne Rasmusson, The church as Polis: from political theology to theological politics as exemplified by Jurgen Moltmann and Stanley Hauerwas (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P.23-24.

[16]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01.

[17] Rasmusson, The church as Polis, P.179.

[18]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85.

[19] Stanley Hauerwas, Sanctify Them in the Truth: Holiness Exemplified (Nashville : Abingdon Press, 1998), P.192.

[20]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01.

[21]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109-110.

[22]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73.

[23]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12.

[24]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11-12.

[25] Meyer, Metaphysics and the future of theology, P.299.

[26]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50, 84.

[27]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99, 102.

[28]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44-45; 黃宏達:〈評估侯活士的教會觀〉,《建道學刊》,第39期( 20131月),頁152

[29]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45-47; Meyer, Metaphysics and the future of theology, P.303.

[30]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2.

[31]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94.

[32] Stanley Hauerwas, Christian existence today: essays on church, world, and living in between (Grand Rapids, Mich. : Baker Books, 1995), P.11.

[33] 黃宏達:〈評估侯活士的教會觀〉,頁151

[34]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50.

[35]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00.

[36]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13-114.

[37] Hauerwas, The Peaceable , P.114.

[38] Hauerwas, The Peaceable , P. xxiii-xxiv, 101; 李駿康:〈論侯活士的教會觀〉,《山道期刊》第24期第12冊(200912月),頁133

[39]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70.

[40]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74; Rasmusson, The church as Polis, P.194.

[41]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06.

[42]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02.

[43]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73.

[44]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99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70-71.

[45]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84;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00.

[46]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74, 85.

[47] Matthew Porter, Myles Werntz, “On ‘Seeing’ Nonviolence in 1983: Nonviolence and Ecclesiology in Hauerwas and Yoder”, The Conrad Grebel Review 3(Fall 2011): P.44.

[48]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04

[49]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46-47.

[50]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48.

[51]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109-110.

[52]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06

[53] Hauerwas, The Peaceable Kingdom, P.101.

[54] Hauerwas and Willimon, Resident aliens, P.70; 黃宏達:〈評估侯活士的教會觀〉,頁157

[55] Hauerwas,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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