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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豪:潘霍華與抗爭 PDF Drucken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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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tag, den 10. Dezember 2016 um 11:59 Uhr

潘霍華與抗爭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梁永豪

1. 前言

本文的目是探潘霍華的關的神學,以及其對香港目前的政困境的啟發。政,必然涉及政府、教會及個別信徒的權柄與責任,故此,本文首先會說明潘霍華對政府、教會及個別信徒的各自角色的理,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闡述潘霍華對基督徒的職份的看法。由於潘霍華的抗爭手,從原先的和平方轉為後來的擬推翻納粹政權的間諜工作,故此本文會進而闡述潘霍華的和平主義,以及是他後來的激進的政治抗爭的神學基礎。然後,本文會探教會在政抗爭中的角色。最後,本文會嘗試應用潘霍華的政治神學,去評各政的路,香教會對政的取態,近年新冒起的本土主義組,以及香港近期的政治事件,包括2014年的佔中事件及2016年年初一的旺角暴力事件。

2. 政府、教會與信徒

在探討潘霍華對反抗政府的看法前,須先了解他如政府、教會及個別信徒的各自角色,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在潘霍華的 “State and Church” 一文中,他指出政府是上帝命定的權力機構,代表上帝行使地上的管治;而教會是上帝命定的行使屬靈管治的權力機構。[1]耶穌基督同時是政府及教會的主,只要地上世繼續存在,政府與教會仍是分開的,但到終未時,政府與教會便會合二為一。[2]

既然政府是上帝所命定的,縱使政府犯罪或犯錯,亦不能否定它這種神性的身份。統者是上帝的僕人,政府的使命是通行使地上的權 (使用武力及維持公義),去履行基督在地上的管治。[3]由於政府的任務只是維持社會的秩序,故政府應保持宗教中立,它的決策不應偏某一宗教,或排另一宗。教會不應干預政府的事務,或要求政府採納基督教的政策及法律。[4]

由於政府是上帝所命定的,故政府對人民的要求同時是上帝對人民的要求,故人民應服從政府的命令。人民沒有責任及能力去審政府的每一個決定,故當對政的決產生懷時,人民仍須服從。只當政府公然違反上帝的律法,基督徒才可違抗政府的命令。但基督徒亦只能違抗政府的那些違反上帝律法的命令,而不能擴大至違抗政府的所有命令。[5]

潘霍華指出,面對政府與基督,基督徒不是要服侍兩個主,他只能服侍基督一個主。政府的權柄只是基督的權柄的其中一種,故服從政府即是服從基督。基督徒履行公民的責任,並不代表他就不再是基督徒,他只是以另一種形式服侍基督。[6]教會方面,教會對政府的職責,是使政府明白它自己的真正身份及使命。當政府有失誤,以至危及它作政府的身份及使命時,教會便要勸諫政作出改正。[7]

3. 基督徒的職份

若基督徒的整個人命都是由上帝掌管,那麼,他們的所有行動 (包括政治抗爭)都是去履行上帝給的旨意的職份(vocation)及責。在討論潘霍華的政治抗爭前,讓我們先了解他對基督徒的職份的看法。

Heuser指出,對潘霍華來說,上帝的旨意反在地上的所有事務,地上的制度是上帝管治這個世界的媒。工作、婚姻、政權及教會,是上帝的旨意在地上呈出來的不同形。但,地上的現未必能符上帝的旨意。解決的方法,就是通過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同是神又是人,使上帝的旨意與地上的現結合。透過基督,地上的法律、理性、美德及人道主義才被賦真正的意義。[8]

由於在基督裡上帝及人己經成為一,同地,在基督裡,基督徒的行動便不再區分為屬世的與屬靈的。對潘霍華來說,門徒與公民的責任不是對立的,兩者只是基督徒委身於上帝對世界的管治的不同形式。倫理學是關於如何在世界成就上帝的旨意,使的現的真。基督徒的職份,是回應基督的呼召,在所身處的環境裡 (包括工作及人際關) 作出負任的行動,使基督的真實呈現於世上。基督來到世上,主動承擔了為他者而活的責任,故此,基督徒的職份及責亦是為他者而活。[9]

潘霍華的這種神學框架,消解了上帝與世界,教會與社會,以及觀念與現實的二元對立。[10]倫理學不是去思考基督徒如何與這個世界結連 (未與世界結連前,就沒有基督徒這個身份),而是去思考基督徒如何在現實的場景中發現上帝的呼召。作出政治行動不是要在世裡實一個政的理,而是履行上帝給予的職份。基督的道成肉身,使基督徒明白到他們不是要去實踐一個道德的理想,而是在面他者時發現自己的真實性,並成一個為他者存的人。[11]

4. 潘霍華的和平主義

有人認為,潘霍華原先是和平主義者,但後來德國的形勢所逼,使他採取推翻政權的抗爭方法。在討論潘霍華的抗爭神學前,我們先了解他對和平的看法,以便更整全地了他的思想脈絡及改變。

Nissen認為潘霍華是一個選擇性的和平主義者(selective pacifism),意思是說,潘霍華持守和平主義的信念,但在危急的情況下,不排除可用暴力抵抗暴戾的政權。Nissen舉出了兩個例子以說明潘霍華是一個和平主義者。[12]

第一個例是潘霍華於1934年在丹麥一個會議的講話。在會議中,潘霍華指出基督徒是被呼召去服從上帝的和平的命令,縱使在危急情況下,這命令仍須服從,否則就是拒絕上帝。達成和平的方法,不是與敵人作出互相不會攻擊對方的承諾,而是降服於上帝的命令。只有跟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願意投降及受苦的心志,真的和平才能達到。但是,這種心志不是個別基督徒所不能承擔的,而是要倚靠合一的基督教會向全世界宣講和平,使當權者能明白。[13]

第二個潘霍華的和平主義的例是他在1937年出版的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在書中,潘霍華指出基督徒是被呼召去愛仇敵,而這是登山寶訓的要求。愛仇敵不單是對仇敵的容忍及接納,而是像基督一樣從心底裡關注對方。愛仇敵就是跟隨基督,為仇敵而走上十字架的受苦及死的道路。[14]

但到了30年代後期,基於德國政治形勢的惡化,潘霍華發覺越來越難以實踐和平主義的理念,轉至走積極抗爭的道路。有評論指出,當潘霍華的非暴力抗爭未有得到支持,當他對認信教會及基督教會合一運動的期望幻滅,當他不能再宣講、教導及出版時,他餘下的就只能走密謀叛變的道路。[15]

5. 政治抗爭

以上指,潘霍華初期嘗試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正如他在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中認為,戰勝邪惡的唯一方法是容許邪惡繼續進行,以致它無法發現它希望遇見的反抗。反抗只會帶來更多的邪惡,使情況更壞。[16]潘霍華希望與甘地會面,正是想仿傚甘地的非暴力抗爭的路線。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差,潘霍華參與了反希特勒的間諜行動,但他的行他的神學,現介他的抗爭神學如

Rasmussen對潘霍華的抗爭神學作出了詳細的說明。首先,正如以上Heuser所說,基督徒的職份及責任是在其身處的環裡彰顯上帝的真實。故此,基督徒應該對所有類的政治行動 (無論是保守的或是激進的) 持開放態度,因為不同的現實環境需要不同的政治行動去回應。信徒的行動不會因為一時採取溫和的手段但另一時卻採取激進的手段而變得不一致,因為一致性是建基於基督在此時此地給信徒的呼召。潘霍華分以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釘死及復活,去類比信徒在不同情況下所應作出的回應。道成肉身代表愛及認同,故信徒要與政府合作;被釘死代表審判,故信徒要批判政府的不對;復活代表新世界的來,故信徒要創新。這三種取態不是互的,而是互補的。信徒不能只順從政府,因為終末的新天新地仍未來到,政府仍會犯罪。信徒不能只與政府對抗,因為基督的道成肉身代表祂願意與人認同。信徒亦不能從原則上排除極端的路線 (無論是保守的或是激進的) 而永遠採取中間路線。[17]

第二,潘霍華指出,在一些極端的狀況,信徒的負責任的行不能再依據法律、理性、原則及慣例而作出,而要直接倚靠上帝的命令,在此,信徒可能需要違反法律去成就更大的義。但是,法律的莊嚴性沒有因此而被否定,套用潘霍華的說法,在這極端狀況下,信徒正正就是通過違反法律去承認法律的有效性。違反法律的目是要成就法律,維法紀才是常態及最終目的。故此,以暴力或非法的行動去爭取公義是不能成為一種常態或原則的,非法行為只能是逼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並仍需面的審及尋的寬[18]

第三,潘霍華指出,基督沒有首自己的無罪,相反,祂甘願擔當別人的罪,被釘於十字架,故此,信徒亦要同樣如此作。若信徒為了避自己犯罪及保清白,而拒絕反抗殘暴的政權,實際上是一種自私及不負責任的行為。他看重自的清,過於他對別人的責任。他沒有意識到,他的自保行為正正是犯了不可饒恕的罪。他亦沒有意識到,真正的清白,是基於他願意為別人的福而勇於犯罪。一個負責任的行動的要,就是一個原本無罪的人基於對別人無私的愛而願意犯罪。一個行動是出於責任感還是出於憤世嫉俗,在乎當事人是否勇承認自己犯罪,以及在犯罪的過程中,法律是否仍被尊崇。[19]

從以可見,雖然潘霍華的和平主義與抗爭神學在實際行動上是不同的,但兩者都是源自潘霍華的十架神學。[20]他的和平主義,是建基於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不抵抗的愛;他的抗爭神學,是建基於基督在十字架上勇於擔別人的罪。可以說,潘霍華的神學由始至終都是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他只不過是按著不同的現實環境而採取不同的行動而

值得一提的是,潘霍華不是純粹著眼於推翻納粹政權,他還關注戰後德國的重建。他強調抗爭是為著下一代著想,[21]並希望以基督教的文化去重建戰後德國的秩序。[22]潘霍華參與了德國戰後重建的討論,他邀請Freiburg Circle就重建德國提出建議 (Freiburg memorandum),原意是在戰後召開的一個合一教會的會議中提出。[23]

但是,潘霍華的抗爭神學亦不無缺點。Rasmussen指出,由於潘霍華認為在極下,信徒的行動已不能倚靠法律及原則去作出,而是完全倚靠上帝的命令,那麼,便沒有一個外在的標準,去測試個信徒採的感召是否真的來自上帝。[24]故此,當面對一位宣稱受上帝感召去作出暴力抗爭的信時,按照潘霍華的理解,我便較難與該位信有一個客觀的溝通基礎。

6. 教會在抗爭的角色

以上指出,潘霍華認在極的情下,基督徒可以使用非法的抗,但教會又應扮? 潘霍華在 “Jewish Question” (1933) 中提出,若教會發覺政府行使太多或太少的法律及秩序,教會不單要醫治在暴政下受傷的人,還要制止這暴政。[25]可見,潘霍華認為教會在抗爭中應扮演積極的角色。

Todt指出,面對不公義的政府,教會可能有兩個反應。教會的第一個反,是認為它不應支持非法的或暴力的抗行動,因為暴力產生罪,而教會是不能鼓勵人去犯罪的。但在某些情況下,縱使袖手旁觀亦是有罪的,故這個反應並不可取。[26]

教會的第二個反,是認為它不應介入政治上的決定,只有個別信徒能按著自己的良知去作出政治決定。教會要尊重信徒的決定,並只能在宣講中使信徒的良心更加敏銳。在此,教會只是就教條作出形上的宣講,宣講並不涉及社會爭議的實質內容,宣講的內變成是中性的及永是對的。教會的這種態度,沒作出決,實際上是遠離群眾。[27]Todt引述潘霍華指出,教會作出中性的宣講,實上是放棄了教會的使命及存在價值。教會要信徒按自的良去自行作出政治決定,不向信徒提供幫助,實上是助長了信仰的個人化。[28]信仰的個人化,就是認為信仰純是信徒個人的事,與教會及教會的其他肢體無關。[29]

另一方面,Todt認為,教會的宣講亦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根據一些普遍的原則去合理化一個暴力的抗爭行動。[30]正如以上所說,暴力只能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發生,它不能被普遍化為一種原則。

Todt引述潘霍華指出,教會應針對社當前的具體環境以及所需的行回應,去宣講上帝的命令。[31]Todt認為,教會的職份不是去直接作出政治行動,而是以宣講去作出抗爭。這些宣講包括指出現政府的行為是非法,甚至指出現政府本是不合法的。唯有這樣,教會才能幫助信徒作出政決定。[32] Todt認為,教會與個別信徒在政治抗爭的角色是不同的。一方,教會不能統一所有信徒的思想及行動;作出具體政行動的責,需要由個別信徒去承擔,不適由教會去承[33]另一方面,信徒在作出政決定及行動時,不能純粹倚靠主觀的判斷,信徒需要上帝的話語去引導他如在此時此地的具下作出決,而提這引導是教會的職份。[34]

總括地說,Todt以潘霍華的神學為出發點,指出當面對不公義及不合法的政府時,教會與信徒不是分割的,而是要互相聯繫的。[35]筆者認,這種聯繫有助解以上Rasmussen所提的潘霍華的抗爭神學的缺 (即是潘霍華無法提需要作出暴的客)。通過教會的「落地」的宣講,可幫助信徒按照上帝的話語作出政治決定,減少決定時的主觀的成份。

7. 潘霍華的神學對香港政現狀的啟發

筆者認同潘霍華的看法,在極端情況下,有可能需要以較激進,甚至是暴力的方法去抵抗不合法的政權。上帝授予政府使用武力的權柄去維持法律與秩序,但當政府本身妄顧法紀時,不排除上帝會將武力轉為給予信徒及人,以反抗邪惡的政府並恢復社會原有的秩序。至於教會與個別信徒在抗爭中的角色,筆者亦認同Todt的主張,教會不宜直接參與抗爭行動,抗爭行動應由個別信徒去承擔。既然我的看是教會不應干預政府的運作,按此推論,教會亦不應直接參反抗政的行,教會的責任是向政府及信徒宣講對應於具處境的上帝的真理。

參照潘霍華的神學,筆者對現今香港的政困局有以下的看法。

第一,潘霍華指出,縱使基督徒可以違抗政府的那些違反上帝律法的命令,但不能擴大至違抗政府的所有命令。有人批評立法會的泛民議員 (特別是較激進的),凡是政府的建議都反對。泛民議員也許要檢討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以免阻礙那些真正有益民生的政策獲得通過。

第二,潘霍華認為,基督徒應該對各類型的政治行動持開放態度,不應視某一種政治取向 (無論是保守的或是激進的) 為普的原。觀乎香的各個政,建制派一味支,某些泛民政則以反對政為主調。香社會走向保守與激進的兩極,那些不屬於這兩極的中間政及聲難以生存。香港市民及立法會議員,應抱持務實及開放的態度,針不同的處境而採取不同的政治行動,避

第三,以上指出,縱使是為了爭取公義,暴力或非法的行動不能成為一種常態或原則。在2014年的佔中事件中,有佔領者提出「勇武」的口號。筆希望「勇武」不是他們的唯一的方案,否則「勇武」過後可仍是一片混亂。

第四,潘霍華主張一個人要在群體中發現自己的責任。在佔中事件的後期,有佔領者提出「拆大台」,又認為「誰也不代表誰」。於是,佔中由開始的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理想,轉為後來的每個人只能代自已。若個人不能在群體中互相委身及負責,任何群眾運動均會注定失敗。

第五,以上指出,一個行動是出於責任感還是出於憤世嫉俗,在乎當事人是否勇承認自己犯罪。佔中事件後,佔中三子及部份佔領者到警署認罪。反觀在2016年年初一的旺角暴力事件中,有些示威者阻止記者拍攝他們的暴力行為。若他們是為著公義而使用暴力,又何需害被人拍下他們的行為呢?

第六,以上指出,潘霍華不是純粹著眼於推翻納粹政權,他還關注戰後德國的重建。近一、二年,香冒起了一些以年青人為主的主張本土主義或前途自決的政黨或組織。若這些政黨或組織的主張真的實現了,它們對香港往後的發展又有甚麼看法? 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是怎樣? 香港往後的生存條件如何? 任何一個希望執政的政黨,均應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一個通的藍圖。

第七及最後,以上指出,若教會只是就教條作出形上的宣講,任由個別信徒按著自己的良知作出政治決定,教會實際上是脫離信眾。有人指出,佔中事後,有年青信徒離開教會,因為教會未能回應他們的真的政治困惑。香港教會應反思自己在政治上的角色,若教會在社會的危機時刻無法為信的生命困惑提供引導,教會便只會淪為信在風平浪靜時的俱樂部。


參考書目:

l Bonhoeffer. “State and Church”, In An Eerdmans reader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logy, ed. William T. Cavanaugh, Jeffrey W. Bailey & Craig Hovey. Grand Rapids: W.B. Eerdmans Pub., 2011, 286-302.

l Heuser, Stefan. “The cost of citizenship: disciple and citizen in Bonhoeffer's political ethics”, 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 18:3 (2005): 49-69.

l Kelly, Geffrey B.. Liberating faith: Bonhoeffer's message for today. 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2.

l Nissen, Ulrik B.. “Dietrich Bonhoeffer: A Journey From Pacifism To Resistance”, In Christianity and Resistance in the 20th Century, ed. Søren Dosenrode. Boston: Brill, 2009, 147-174.

l Palmisano, Trey. Peace and violence in the ethics of Dietrich Bonhoeffer. Eugene: Wipf & Stock, 2016

l Pangritz, Andreas. “Theological motives in Dietrich Bonhoeffer’s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resistance”, In Reflections on Bonhoeffer, eds. Geffrey B. Kelly & C. John Weborg. Illinois: Covenant Publications, 1999, 32-49.

l Rasmussen, Larry L.. Dietrich Bonhoeffer: reality and resistanc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l Retter, Ralf. Theological-political resistance: the role of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Hans-Bernd von Haeften in the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Berlin: Logos, 2008.

l Todt, Heinz Eduard. Authentic faith: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ethics in contex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7.

 



[1] Bonhoeffer, “State and Church”, In An Eerdmans reader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logy, ed. Cavanaugh, Bailey & Hovey (Grand Rapids: W.B. Eerdmans Pub., 2011), 286-287

[2] Bonhoeffer, “State and Church”, 291

[3] Bonhoeffer, “State and Church”, 292

[4] Bonhoeffer, “State and Church”, 297-299

[5] Bonhoeffer, “State and Church”, 294

[6] Bonhoeffer, “State and Church”, 297

[7] Bonhoeffer, “State and Church”, 298,300

[8] Stefan, Heuser, “The cost of citizenship: disciple and citizen in Bonhoeffer's political ethics”, 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 18:3 (2005), 55, 57, 58, 63

[9] Heuser, “The cost of citizenship”, 50, 51, 57, 60, 62

[10] Heuser, “The cost of citizenship”, 61

[11] Heuser, “The cost of citizenship”, 57-58, 61

[12] Nissen, Ulrik B., “Dietrich Bonhoeffer: A Journey From Pacifism To Resistance”, In Christianity and Resistance in the 20th Century, ed. Søren Dosenrode (Boston: Brill, 2009), 155

[13] Ni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156-158

[14] Ni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158-160

[15] Ni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161

[16] Retter, Ralf, Theological-political resistance: the role of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Hans-Bernd von Haeften in the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Berlin: Logos, 2008), 47

[17] Rasmussen, Larry L., Dietrich Bonhoeffer: reality and resistanc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42-44

[18] Rasmu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45-48

[19] Rasmu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51-53

[20] Ni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169

[21] Rasmu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67

[22] Rasmu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85-86

[23] Ratter, Theological-political resistance, 49

[24] Rasmu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151-157

[25] Ratter, Theological-political resistance, 38

[26] Todt, Heinz Eduard, Authentic faith: Bonhoeffer's theological ethics in contex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7), 57

[27] Todt, Authentic faith, 58, 68

[28] Todt, Authentic faith, 58, 61

[29] Todt, Authentic faith, 59-60

[30] Todt, Authentic faith, 68

[31] Todt, Authentic faith, 58

[32] Todt, Authentic faith, 68-69

[33] Todt, Authentic faith, 72

[34] Todt, Authentic faith, 68

[35] Todt, Authentic faith,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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